在全球经济还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复苏还不十分稳固，内在的增长力量还不够稳健的时候，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把经济“扶上马，再送一程”是十分必要的。刺激政策轻易退出，将会有“功亏一篑”的风险。所以，必须认真落实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密切跟踪政策的实施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节奏、力度和重点，注重运用财政政策资金和相关政策来引导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调动市场的积极性，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但同时也要注意防范财政风险。从理论上讲，财政风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存在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也不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各级财政，时时刻刻都应当有风险意识。财政风险看不见，摸不着，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财政运行过程和财政管理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财政风险就会显现出来。作为永恒主题的财政管理，其实质就是管理财政风险。尤其是在国际国内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财政的风险源不断增多，经济、社会、自然、国际等各个不同层面的公共风险都会转变为财政风险。作为一个社会公共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财政不可能把风险转移给市场，让企业或居民来承担。财政转移风险的代价是引发更大的风险，如社会动荡或政治危机。前不久，希腊出现了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由于缺乏财政自律，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债台高筑，不堪重负，国家面临着破产的威胁，采取紧缩政策，降低公务员工资，增加税收，试图将风险转嫁给居民和企业，结果引发了连续的全国大罢工。殷鉴不远，值得我们深入反思，举一反三，总结自己。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没有风险。在当今这个风险社会，任何举措都会有风险，只不过是在权衡风险大小过程中，追求风险最小化。任由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政府不干预，将会导致严重的公共风险，这种风险会波及到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出现全面危机。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政府干预自然也会有风险，但相比之下，通过各种干预措施的实施，可以收敛风险，遏制经济下滑，减少失业，稳定社会和增强信心。所以，我们要明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风险权衡的结果，并非是无风险的举措。

那么，其风险来自那里呢？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好比治病，其风险在于一是开错药方，二是用药不当。从2009年实施积极的干预政策来看，药方是对路的，但用药不当的风险依然存在。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各界对财政的期望值太高。经济结构调整、收入分配改善、社会事业发展、居民收入增加、公共服务扩大，居住环境好转等等，都寄希望于财政发挥出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迫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急于求成，恐怕欲速则不达，反而会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扩大财政风险。2010年的中央财政赤字安排比2009年扩大了1000亿元，达到8500亿元，加上地方的2000亿元，全国财政赤字创历史新高，达到10500亿元。这个赤字水平依然控制在3%以内，与国际比较，其风险可控。但赤字是一回事，而社会的期望则是另外一回事。如要把赤字保持在这个范围之内，则经济增长、开支水平、税收增长等都必须达到预定的目标，否则，这个赤字打不住。而从社会的呼声来看，更大幅度减税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更大幅度地加大支出的要求是步步高。例如教育支出，在2009年中央财政增长23.6%的基础上，2010年中央预算草案安排增长9%，比中央财政支出平均增幅高出了2.7个百分点。即使如此，仍有不少声音认为太低了。比上年还低不应该！现在对财政支出增长百分之三四十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支出增长10%或稍低，则有不积极的嫌疑。如果减税、增支的压力过大，而且各执一端，则最终都会归结到一点：财政赤字的预算数将会大大突破，导致财政风险扩大。

谈财政问题，应当树立风险的理念，并有综合平衡的方法。讨论扩大支出，应考虑收入来源；谈论减税，要考虑财政支出的要求，尤其是一些刚性的社会性支出。最终还要看赤字和债务的承受能力，风险是否可控。否则，各唱各的调，财政就会在社会压力的挤压之下引发巨大风险，甚至危机。希腊的教训是深刻的，值得引以为戒。

二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过高。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地方政府积极配合，但是，不能把积极性变异成为“大跃进”。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方式借钱搞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城镇公共设施、农村公共设施等等。为此，地方政府创造性地设立了各种融资平台和集借、用、还于一体的投融资公司。一方面，应看到地方设立这些公司整合了地方公共资源，提高了地方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形成了政府融资、建设的一些新模式；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其中包括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有借债的冲动，而无还款的动力，更无避险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财政风险将会迅速扩大。在现行体制下，中央与地方之间没有“防火墙”，地方财政风险最终都会转化为中央财政风险。控制地方财政风险，是当前中央和地方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值得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