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之于社会，就像光之于自然，是一种先天的存在。有大自然，就有光；有人类社会，就会有税收。正像本杰明．富兰克林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亡与税收是不可避免的。税收是人类社会的天然构件，看似是人为的产物，实质上是自然形成，与人类语言的产生、存在与发展是类似的。这源于人类的两种存在方式：一是个体的，二是群体的。这两种存在方式也是人作为地球上一个物种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二者是不可分离的。人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群体，也就是所处的这个社会。而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即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却离不开税收。没有了税收，群体也就不存在，社会解体，也就意味着人这个地球生物圈中的这个种群的消亡。尽管人类群体的存在方式进化为现代的民族国家，税收也表现为国家的法律制度，但税收的先天本质并没有改变。就此而言，税收的各种含义都是后天赋予的，包括税收的决定、税收的影响和税收的后果，都只是在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

正是税收，把人个体的存在与群体的存在融合在一起，变成了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分开。也正是税收，改变了人类个体的脆弱性，增强了人类种群的确定性，降低了自然选择过程中的风险，从而使人类快速地脱离了动物界而成为地球上的强者。作为一种自然法则，从个体来看，缴税是一种先天的义务，即使是政府不存在的地方，也无法避免。因为政府不存在，势必会产生政府的替代物，以代行政府的职能，最常见的是“黑社会”的产生，缴保护费或者缴税，名称可以不同，但无偿地拿出一部分个体财产的情况不可避免。缴税的先天义务，在人类发展史上造就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专制与独裁，税收成为一部分人压榨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工具。横征暴敛，成为历史上各种起义和革命的重要原因。税收的“恶行”在历史上罄竹难书，但任何时候、任何革命都无法宣判税收“死刑”，只能是把它关进牢笼，用民主与法制来约束，使之回归本性，维系群体的存在。出于这种需要，个体的权利才被强调凸显，作为群体的组成者，拥有对税收制度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但这与“纳税人”没有关系，个体的权利不只是因为缴税才拥有，更不等于缴税多的人，其拥有的权利就更大，不缴税的穷人同样拥有这样的权利。“没代表，不纳税”，这句话流传甚广，与其说是对纳税人权利的宣称，倒不如说是群体的组成者，即社会个体成员的权利诉求。“纳税人”概念在政治上的滥用，是对税收本质的误解。 

税收融合了个体与群体，这使税收具有了多层属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从个体来观察，税收是一种成本，或者说负担。作为成本，影响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如投资、消费、储蓄、创业等等经济决策。税率的变化成为重要的经济参数，影响经济主体的预期和行为，从而影响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在这个意义上，税收是经济的一部分，具有明显的经济属性。作为负担，公平性要求是显然易见的。社会个体的负担能力各不相同，税收不能使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也不能扭曲社会行为，这是起码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税收是社会的要素，影响社会的运行，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从群体来观察，税收不是取之于社会个体，再直接返还于社会个体，而是用于群体的安全，降低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不确定性，防范化解公共风险。我们常说：“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中的“民”有不同的含义，前一个是指个体意义上的民，后一个是集合意义上的民，所以，这话应当翻译为“税收取之于社会个体，用之于社会整体”。正是源于此，税收具有公共性。国家是重要的公共主体，税收制度的构建具有显著性的政治性，与政治运行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现代政治制度的形成，肇始于税收的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