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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发展方式,要从改变经济循环入手

从短期来看,当前的发展方式使国民经济失衡,实现稳定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的脆弱性加大,发展后劲衰减,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显著下降。这种状况是在年复一年的经济循环中形成的。不言而喻,要转换发展方式,必须从改变经济循环入手,使经济运行中的非良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

那么,现行发展方式中有哪些非良性循环呢?

1.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循环。

从整个社会来看,有两类生产: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二者是互为条件的,处于一种循环状态。物质财富被生产出来是供人来消费的,人的消费也就是人的生产,或者说是人力资本的形成,反过来又促进物质财富的生产。这种循环既可以处于良性状态,也可以处于恶性状态,其决定的因素是消费。消费衔接上述两种生产,既是物质财富生产或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同时也是人的生产,或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在消费率不断下滑的条件下,这意味着:(1)从短期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弱,势必导致经济失衡;(2)从长期看,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积累停滞,发展后劲不足。因为劳动力素质的高低是依靠食品消费、健康消费、教育消费、文化消费来形成的。消费不足,在短期看也许可以靠投资和外需来弥补,不影响短期的经济增长。但人的生产状况最终决定了物的生产,也就是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就此看,消费率不断下滑使我国的上述两类生产处于恶性循环状态,经济的脆弱性在积累,可持续风险在不断加大。

2.投资与分配的循环。

投资形成资本,而资本是要参与分配的。在国民经济中投资的份额越大,同时意味着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也越大。这是利润比重上升、工资比重下降的重要宏观条件。当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来推动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差距、收入差距也就会相应地拉大。尽管短期看,投资增加同时扩大了就业岗位,似乎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但这是有条件的,也是有临界点的,否则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长期的高投资率与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相互推进,陷入自我循环态。分配差距拉大是导致高储蓄的基本成因,高储蓄现实地支撑了高投资,而高投资通过财产性收入的分配又进一步地拉大了分配差距,所谓“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最终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投资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总是社会的少数,投资率高,意味着在GDP生产中的贡献率高,分享到的经济蛋糕自然也就越多。经济增长越是依靠高投资率来支撑,分配差距就会越大。尽管投资有助于扩大就业,但就业并不会自动改善收入分配。我国的高投资率与分配差距在世界上均足以名列前茅,二者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种自我循环状态若继续下去,就会走向反面,投资下降,经济滑坡,而分配差距却不会缩小,最终可能落入“拉美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

3.投资与对外的循环

连续多年的高投资,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带来了GDP的高增长,但也形成了对能源和资源的巨大消耗和潜在需求这些年,在能源和资源方面对外部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原因即在于此。随着这种对外依存度的提高,能源和资源安全形势变得日益严峻。

同时,巨大产能带来的巨大产出无法被国内市场消化,只能对外寻求出路。消费率长期低下,国内消费市场相对狭小,在外部需求的引导下,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面向国外需求的生产部门。当为外部需求而生产的部门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对GDP增长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政府对此也就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地方政府,鼓励出口的各种优惠政策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一靠出口退税,二靠不完全成本,使出口企业即使在效率不高的情况下也能有利可图。这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进入出口部门,这使得出口增长期来保持高速度。

依靠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薄利多销”维持的巨大出口无疑是脆弱的,由此产生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自然也是不稳定的。随着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加大,我国整个经济的脆弱性也会随之加大。经济增长对外部依存度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路径依赖就已经形成。一旦外需萎缩,经济就会快速下滑。为了防止下滑,就不得不依靠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由此进一步推高投资率。每一次外部危机,都会成为投资率进一步升高的垫脚石。

4.投资与消费的循环

从经济性质上看,投资与消费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就像人体内部的两个不同脏器。但从一个整体来观察,二者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构成一种循环关系。作为社会需求,投资拉动的是投资品的生产,而消费拉动的是消费品的生产。从终极意义上看,投资品的生产最终是为消费品的生产服务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投资需求是消费的引致需求,消费最终决定了投资。消费不足靠投资,刺激增长;增长中分配差距扩大,消费下滑,就越是要靠投资,进而陷入恶性循环。到一定临界点,最终将使消费、投资都陷入萎缩状态,使经济增长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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