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制度：追求“确定性”而形成的结果

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活动，归结为一点，都是在追求确定性。人类的认识活动，包括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都是试图从不确定性世界中发现确定性——即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存在的规律或规则。人类的实践活动，包括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实践活动，也都是利用特定条件下存在的规律或规则，寻求人类自我存在的确定性。这个追求确定性的过程，是同时从两个基本面展开的：自然与社会，但又交互影响。在应对来自于大自然的各种不确定性过程中，渐渐地产生了科学与技术，而应对来自于社会内部的不确定性过程中，产生了制度及其带来的秩序。科技与制度成为人类追求确定性的两大有力工具，并以此支撑起了人类自身的确定性世界。

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其生存条件是极其不确定的，要靠不停地迁徙，才能维持生存，就像动物的迁徙过程一样。人类之所以能定居下来，是发现了通过人工种植和饲养可以获得食物，畜牧业和种植业由此产生，完全靠天吃饭——狩猎、采集野果——的状况有所改变。古人认识到了一年四季和节气的变化规律，顺势而为，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农耕中的不确定性及其由此带来的风险，以农耕为基础的人类文明也就逐渐形成。而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人类更多地理解和掌握了农作物生长的条件和规律，在吃饭问题上对“天”的依赖性大大减弱。人类吃饭问题的确定性增强了。越是发达国家，其确定性程度越大，不确定性程度越小；相反，越是不发达国家，其确定性程度越小，而不确定性程度越大。这反映出人类在追求确定性过程中的全球不平衡。毫无疑问，在吃饭的问题上，美国人面临的不确定性比非洲人要小得多。

人类是大自然的不确定性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一方面感到害怕，另一方面却感到好奇。正是这种好奇心，造就了人类的理性，使人学会了思考：如何去应对不确定性。不断探寻大自然的奥秘，人类积累了大量关于大自然的各种知识，发现了大自然的许多规律。这些知识和规律，使人类部分地化解了来自于大自然的诸多不确定性。在古人的眼中，“天有不测风云”，这是对大自然不确定性的一种无奈描述。现代气象学的发展，加上人造卫星等先进观测手段，天上不可测的风云变成基本可测，天气预报的准确性越来越高。对各种日食、月食的准确预报、人类飞天梦想的实现、导弹的精确命中，等等，这都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所带来的确定性。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自然规律，从而造出了高楼大夏、发明了电灯电话、创造了海陆空各种交通工具、形成了通讯信息网络、生产出各种生活用品。诸如此类的科技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在认识了大自然的基础上，掌握了其中的规律性，使不确定性转化为一定条件下的确定性实现的。科学技术的神奇魔力，创造了一个人化的确定性世界。

科技的力量，使人类不仅仅是适应自然，而且还可以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蒸汽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加速提升，自然“被人化”的痕迹越来越深。承载着众多生命的地球，唯独被人类的活动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至今为止，科技文明这个大厦依然建立在“确定性”这个基础之上。追求确定性，带来了科技文明，也引发出理性主义的滥觞和人类的自我膨胀。正如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其《人类的使命》一书中所宣称的：“我要做自然的主人，自然应该是我的仆人，我要根据我的力量来影响自然，而决不该由自然来影响我。”这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狭隘，把特殊性当成了一般性，把一定条件下存在的确定性当成了世界的一般本质。其实，人类科技文明发展到今天，也给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对人类自身的威胁比任何时代都要多。一项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会给人类带来某种好处，而危害却要靠漫长时间才能验证，从几年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些科技发明带来的危害已经日渐显现，已经被禁止或被限制使用，如含铅汽油、剧毒农药、化肥、添加剂，但更多的是处于不确定性之中，如转基因食品、克隆技术、合成药物等等。人类科技文明的现有基础——确定性，已经被颠覆了，正在被“不确定性”这个更宏大、更一般的基础所取代。如果说在人类科技文明不发达的时候，大自然的不确定性许多是人类没有认识到上帝造物时的规律而造成的“误解”，那么，在今天，人类已经认识到，上帝造物时根本没有什么规律，是一个随机的过程。这意味着，牛顿时代开拓的科技文明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追求确定性应选择一个新的起点。

与科技文明并行的是制度文明。而制度文明是应对社会内部的不确定性，追求集体存在的确定性的产物，并在逻辑上构成科技文明发展的前提。科技文明构建了人类之于自然的确定性世界，而制度文明却构建了人类之于自身社会的确定性世界，这包括了组织、规则、秩序、结构。恰恰是后者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础。没有制度，就没有秩序，人类社会就会是一盘散沙，将在高度不确定性中自我毁灭。

较之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中产生的不确定性更为复杂、更难认识清楚。由此也使制度文明的进化比科技文明更曲折、更艰难，也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制度是难以靠人类的理性来直接构建的，具有某种“自然进化”的属性，无法靠逻辑推理去预测未来的制度样式。从起点来看，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的；而从一个过程来看，制度是人类社会内部非线性相互作用的产物，是无法设计的。具体的法律可以修改，但是否需要法律却不由人类理性来决定。而隐性的制度，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甚至连人为的修改都难以做到。新制度的产生和旧制度废除，并不因理性而改变，都是社会一定时期的不确定性放大以至于超越某一个临界点而导致的。人类的历史进程实际上也是人类自身无法预测的，就像任何一个人无法预测自己的前程命运一样。

人类社会内部的不确定性会衍生出制度——从分散个体的“原子人”状态转变为具有公共意志的“集体人”行为是靠制度来完成的，但无法知道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制度。在三十年前的人们，恐怕谁也没有预测到中国会搞市场经济。三十年之后，中国是否依然会搞现有样式的市场经济，这同样是难以预见的。这好比生命的繁衍，我们凭经验观察可以知道阴阳结合会产出后代，但无法知道会产出什么样的后代。人类追求自身集体存在的确定性，制度产生于这个过程，但却无法由人类理性来直接决定。“我的身体”一部分可以由大脑产生的理性、意识来指挥，如手脚的活动，但“我的身体”的大部分却不由“我”来控制，如肠胃的嚅动、血液的流动、心脏的跳动、细胞的生与死等等。制度就是人类社会这个有机体身上不由理性直接控制的那部分。从简单到复杂的制度进化，是与社会这个有机体的进化成长相伴随的。社会有机体越是复杂，越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制度也就由简单变得复杂，就像动物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也是随着动物的进化而变得复杂的。

人类是以两种方式同时存在的：一是个体，二是群体。任何一个人，既是一个生物的个体，同时也总是归属于某一个群体，像老虎一样独来独往于“社会丛林”的人是不存在的，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都无法生存。应对大自然的不确定性，要靠集体行动的力量，而要把分散的个体力量凝聚为集体力量，其起源是一个不亚于生命在地球上诞生的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制度是其最终成功的关键，它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演变为一种相对确定的社会结构，人类也就得以生存并不断进化。

家庭制度的出现，类似于生命形成过程中细胞的产生，成为人类得以集体进化的微观基础。而氏族或国家制度的出现，则是人类集体存在获得确定性的基本形式，使人类社会变成了一个“活”的复杂有机体。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描述的：国家不过是由人造出来的“人”而已，统治权是其灵魂，灵魂带来了生命和活动。国家的各个部分依据约定结合在一起，这个约定就是律法。假如没有国家这个“集体人”的诞生，地球上的人类可能早就灭绝了，即使能幸存下来，恐怕与我们现在看到的猴子也没有什么两样。一是因为无法形成集体的力量，分散的个体只能是其他动物的嘴中食物；二是因为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让大家畏惧的公共权力，人类相互为敌，最后在自我冲突中毁灭。这两种不确定性，最终由于国家制度的产生而转化为一种历史的确定性。

国家的发展正是在这个确定性基础上实现的。但具体到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则其具体形式是不同的，历史上的国家与现代的国家也是不同的，这就形成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多样化。天下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地球上也找不到相同的两个国家。这与大自然的生态进化是类似的。东半球、西半球，南半球、北半球，其生态各不相同，其位于相应区域的国家制度也千差万别。这说明，人类集体存在的确定性有多种实现形式，彼此难以模仿。国家制度的地域性特征显然是进化的结果，这决定了任何国家的发展——获得集体存在的更大确定性——都不能以他国为样板来临摹。若违背了这一点，无论任何国家，其在地球上存在的确定性就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