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分配制度改革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各种讨论不由自主地集中在“收入”的分配制度上。收入分配制度固然重要,但在贫富差距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观察分配问题要用中医思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国的分配差距扩大,分配不公加剧,在收入层面只是一个表象,根子还在整个体制,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等等方面,把所谓的“收入分配制度”单独拎出来进行改革,可能会事与愿违。

 

收入差距只是贫富差距的冰山一角

 

“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时常混用,但二者有重大区别,前者是指分配存量、而后者是指分配流量,尽管分配存量是由分配流量历史地形成的,但分配存量却现实地决定了分配流量。分配存量的规模越大,其对分配流量的决定作用就越大。分配存量体现为财产存量,具体而言,即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获取各种资产,以及资产的增值、贬值远比通过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要大得多。例如,以大白菜的价钱获得国有矿山的开采权,由此形成的财富差距并非收入分配上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在公共产权制度的漏洞中直接转移本来属于全民的资产所致。再如,在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前,城乡居民的财产差距并不大,表现在货币收入上的差距相当有限,但现在仅仅住房一项就表现出巨大的城乡贫富差距,城市居民的房产迅速升值,而农村居民房产几乎没有市场价值,因为宅基地不能转让。城市居民房产增值并非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政府通过投入大量公共资源改善了城市公共设施和环境,城市发展了,升值了,带来了城市居民房产的升值,但大多数农民却无法获得这种资产增值。当前城乡收入差距大约是3.3:1,与过去相比,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而若从分配存量来观察,城乡居民贫富差距远大于这个比例。农民收入增长再快,也赶不上城市居民资产增值而农村居民资产相对贬值所导致的财产差距。如果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农民进城置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也表明农民市民化的难度越来越大,更反映出贫富差距固化的公共风险也在同时扩大。

金融资产也是如此,居民手中的大量金融资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升值,有的金融资产如储蓄存款甚至贬值了。在金融抑制和金融垄断的体制环境下,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价值通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在隐性地向金融部门转移,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高薪高福利,实际上就是把广大居民手中以金融资产形式存在的分配存量做了再分配,使居民部门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了金融部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存量,或说居民手中财产,有的增值了,而有的贬值了,财富再分配会加速贫富差距的扩大。而财富再分配的机制却与现行的各种制度隐性地紧密相连,如果造成分配存量转移和再分配的制度不改革,则我国的财富集中化还会加快,仅仅在分配流量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

贫富差距包含了收入差距,但不只是收入的差距。仅仅讨论分配流量,那只是针对某一个时期的经济成果做静态的分析,往往难以看清楚造成贫富差距的机理是什么,很容易把社会注意力引导到看得见的收入分配流量上来,从而强化对分配流量的再分配。对分配流量的再次分配,静态看是有效的,但从时间维度观察,只是“一次性有效”,无法改变由分配存量所决定的贫富差距变化的长期趋势。所以,只是就收入分配流量上来讨论分配问题,最终无法缩小贫富差距,甚至由于“误诊”而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分配存量的转移和再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是隐性的,不像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那样摆在明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观察,与当前的三大制度有内在联系:一是城乡分治导致的财富转移。过去是通过农产品剪刀差来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而现在是通过户籍、土地来为城镇化提供资金积累。户籍制度维持了低成本的人口城镇化,农民进城了,提供廉价劳动力,但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并未因农民进城而同步扩大,因为农民没有市民待遇。土地制度维持了低成本的土地城镇化,农民提供廉价土地,其土地增值、房产增值却归了市民。城乡贫富差距由此迅速扩大。二是公共产权制度导致的财富转移。公有制下的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其资本化收益也应归全民所有。但公共产权制度漏洞百出,不少自然资源如煤炭、矿山廉价地转移给了私企,等到开采完了,其资源的公共产权也同时消失,地下的国民财富变成了私人的巨额财富,而生态、环境成本却由社会承担。三是垄断导致的财富转移。任何国家都有垄断,有些垄断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如公用事业的国家垄断。但有些垄断不仅妨碍竞争,而且会引致财富再分配。我国金融的行政垄断导致金融处于抑制状态,导致居民金融资产贬值,财富缩水,实际上是通过金融这个管道为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提供廉价资金,向它们转移财富。在财富极度金融化的社会,扭曲的金融制度往往成为财富差距扩大的加速器。上述这些制度不改,分配制度的任何改革都只是治标之策。

 

贫富差距是财产的差距,更是能力的差距

 

贫富差距不只是体现在分配流量上,它有三个层次:一是收入,再一个是财产,还有一个是消费。收入与财产的区别不言自明,在这里不讨论。现有的城乡差距,从收入的角度衡量,大概是3.3:1,但从消费的角度衡量,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大约是6:1,消费上表现的差距比收入上表现的差距要大得多。消费的差距决定了能力的差距,这不论就体能素质而言,还是从文化素质、技能素质来说,皆如此。个体能力与先天及后天努力程度有关,但一个群体的能力则与制度有关。农村居民的能力整体上弱于城市居民能力,是由消费的差距决定的。不少农村的孩子连基本营养都无法保证,在起跑线上就输了,谈何参与市场竞争?谈何缩小贫富差距?对农村小孩实行营养餐,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也就是希望从消费差距入手来缩小社会群体性的能力鸿沟。

为什么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显得小,而消费差距反而大呢?这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违背:消费是由收入决定的,应当是收入差距决定消费差距,从而决定能力差距。其实,这只是看到了私人消费的缘故。私人消费确实是由私人收入决定的。在现代公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居民消费=私人消费+公共消费。居民消费并不只是取决于居民收入,还有公共消费。现代社会的公共消费越来越多,从趋势上看,它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而且从两者相互关系上来讲,公共消费往往是私人消费的基础和前提,这是我们长期来没有意识到的。教育、卫生、社保等方面的公共消费,对人的能力发展,对提升整个社会的平等性,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人消费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例如农民要转化为市民,有个前提条件,公共消费要到位。农民进城,要有房子住,与房子相关联就是土地、自来水、污水净化和排放、垃圾的收集和处理等等,还有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就业指导和培训。这些公共消费不到位,农民就是有钱也不敢放弃土地进城当市民。公共消费,尤其是在公共化程度很高的城市社会,是私人消费须臾不可离开的。私人消费的安全性、平等性,更是以公共消费为依存。我们对消费的狭隘理解,误以为只要缩小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就会自然缩小,一切万事大吉。这是一种原子化的思维。在公共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社会,公共消费,对老百姓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讲贫富差距,只讲收入差距是片面的,要综合起来考虑,既要看收入,也要看财产,还要看消费。消费这个层面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的能力直接依赖于消费。从目的的意义上分析,贫富差距,本质上是消费的差距;贫穷,也就是指消费的贫穷。世界银行定义的穷人标准,一天一美元,指的是消费支出,而不是收入,这个关于穷人的定义就是基于消费而言的。

基于消费的贫富差距,也就是基于能力的贫富差距,与公共消费的平等性程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对收入意义上的贫富差距与财产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具有初始条件的决定作用。也可以说,是消费的差距转化为能力的差距,从一开始就命中注定地决定了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能力,更多地与公共消费有关。从代际的视角来观察,也许看得更清楚。享有公共消费的城市居民,其子女长大成人之后获得高收入的几率比农村居民的子女要大得多,下一代的收入差距显然是从营养、教育、医疗等看似与他们未来的收入无关的消费开始的。如果社会成员的消费完全决定于个人收入,那么,消费差距就会以能力差距的方式在代际之间传递,不断累积而扩大,进而表现在社会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形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分配循环。要打破这种循环,关键靠公共消费。如果公共消费的平等性程度不提高,厚此薄彼,那么,公共消费就会起反作用,使贫富差距扩大的循环不断扩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无论怎样去调节收入分配流量层面的差距,收入流量分配的制度无论怎样去改革,贫富差距也不会因此而缩小。

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极力扩大公共消费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平等化,尤其对于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及其子女,给予同等的市民待遇,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初始条件。社会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缩小才有希望。 

 

 

 

话题:



0

推荐

刘尚希

刘尚希

113篇文章 8年前更新

  湖南人,财政部科研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贴专家、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关注公共性问题,尤其注重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角度来观察研究经济、社会问题和宏观政策。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