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公共风险与风险理性

人类在不断地创造历史，但却不能决定历史的进程。河水总会向低处流，可它不能决定河流的走向。具有普遍性质的不确定性使人类在在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限制，理性时常会失灵。

然而，人类文明的进步却离不开理性的力量。追求确定性，这本身就是人类理性的一种集中表现。理性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构建确定性世界的能力，并以抽象思维、逻辑推理、规划设计为基本要素。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知识给我们描绘的都是一个确定性世界，也只有在这个世界里，理性才能发挥作用。通过理性构建的确定性世界，给生活在不确定性世界的人类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就像我们居住的房子。相比原始人，房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确定的世界，避免了外界很多的不确定性，如野兽的攻击、天气的变化、歹人的袭击等等。试想，如果没有房子带给我们的庇护，我们将面临多少不确定性带给我们的风险。

房子是看得见的，但还有看不见，却能感觉到的抽象的房子：公共风险理性。这既是一个概念，同时也是集体存在的庇护所，是人类运用理性构建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上的房子，以避免不确定性世界随时带给我们的集体伤害。制度就是这所看不见的房子的化身。国家就是地球上不同族群的房子，保护着它的每一个成员。国家内部的各种制度，就是这所大房子内的各个房间，对整体与局部、组织与个人等各个层次的主体行为进行协调与管理，以形成一种社会秩序，避免相互为敌，彼此伤害。不确定性世界是黑暗的，也是无序的，人类难以生存；而确定性世界是明亮的，有序的，人类的家园。理性就是这个确定性世界的太阳，照亮并滋养这个世界中的万物。

理性的预见功能在确定性世界可以做到很精确，但在不确定性世界只能是指出某种“可能性”，甚至连“可能性”都无法预见，因为逻辑推理失灵，无法得出一个精确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性是有限的。但理性与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可以孕育出“风险理性”，在不确定性逻辑的引导下，形成一种新的思维产物：忧患意识和风险理念，进而形成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行动能力。

从理性到风险理性，是人类追求确定性的一个转折点，是人类理性的一种进化。面对不确定的世界，理性是以确定性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在许多场合是失效的；而风险理性则以不确定性为出发点，以确定性为归宿，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虽然二者都具有构建确定性世界的能力，但其认知基础不同，或者说世界观不同。尤其在经济、社会领域，风险理性所显现的价值更为显著。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动物只对发生在眼前的危险采取措施，而人不仅会躲避眼前的危险，而且对远离自己的危险也会采取防范措施。因为人通过抽象思维产生想象和推理，也会产生惧怕的心理，而动物却不会。就像听鬼故事一样，听的时候津津有味，听完之后却感到害怕。正如挪威哲学教授拉斯.史文德森在《恐惧的哲学》中所说的：一只兔子不会害怕远方的老虎，但人会。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而观念却是通过不同的理性思考抽象出来的。老虎吃人，只是个别事实，是一种可能性。但通过抽象思维，这种个别的事例转化为一种普遍的观念——老虎是危险的动物，从而形成风险理性。只要“想”到老虎，通过风险理性思考转换而来的心理恐惧就会使人警觉，从而事前规避可能的伤害——风险，不会像动物一样，事到临头才逃跑。只有“风险理性”才会产生风险意识，进而产生规避风险的事前行为。

这种事前的避险行为是理性预见功能在不确定性领域的延伸，形成风险理性，转化为一种预警功能。如果认为确定性是世界的普遍性质，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风险，顶多只有认识错误而带来的风险。只要认识了更多的所谓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由于认识不足而带来的风险就会趋于减少，甚至消失。按照这样的认识，风险是可以消除的，风险理性也就不会产生。可事实恰恰相反，无论是大自然本身，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处于不确定性状态。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加速，同时不确定性也在同步扩大，已经进入到一个风险社会的新时代。对于一个生活在父母制造的确定性世界的孩子来说，不但不会有风险意识，甚至连危险临近都没有惧怕的感觉。这样的孩子丧失了内在的自我保护机制，一旦离开父母制造的确定性世界便无法生存。一个国家若也是像这样的孩子，被一时的和平景象和盛世繁华所障目，则国家危矣。正是风险理性，形成了一种无可替代的内在预警机制。

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这种风险理性一经产生就会被一代代继承下来，逐渐转换为一种个人的和集体的心理本能，社会对风险感知的敏感性同时也不断增强。例如，对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人们的判断并不需要像作数学题那样有太多的思考，已变成了一种本能的反应。好比驾驶汽车，初学阶段要靠“理性的思考”——如何启动、怎样换档、何时刹车，而到了熟练阶段，这些动作则无需思考，变成了一种凭本能反应的操作。

风险理性是基于人类进化过程中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经验积累而形成。从个体和集体的角度来看，这种经验积累是不同的，因而形成了个体风险理性和公共风险理性。前者产生个体行为，如应对市场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损失，就是个体风险理性规避市场风险的行为；后者产生集体行为，如2008年底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就是公共风险理性规避公共风险的行为。这是风险理性在个体和集体，或者说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发挥作用的表现。如果说，在个体意义上，理性和风险理性还有区别，那么，在集体意义上，公共理性和公共风险理性实际上是同义的不同表达，公共理性天然就是公共风险理性。拿数学家和企业家来说，前者是理性的代表，却不一定具有风险理性；后者是风险理性的代表，与各种风险打交道，总是在不断地评估、权衡和选择风险。而公共理性本身就是公共风险的产物，若是没有公共风险，则公共理性就是多余的了。从公共理性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和公共风险相伴随的。

公共风险理性，为集体成员提供一种社会化的预警机制，通过集体行动，最终“沉淀”为各种不同层次的制度，以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例如：国防制度是预防异国可能的侵略；宪法是预防公权对私权的侵害，避免公共权力的异化；刑法制度是预防内部成员之间可能的相互侵害；经济制度是预防财产权利被随意剥夺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交通规则是预防交通工具无序运行带来的彼此伤害；国家财政制度是预防公共领域的失灵，避免“公地悲剧”所带来的灾难。诸如此类的制度都是公共风险理性催生出来的集体自我保护机制。人不能直接控制心跳的快慢，但恐惧却会使心跳加快，全身所有器官都处于自我保护的应急状态。公共风险理性的作用与此类似。

从公共风险的角度来观察，所有制度都是历史上某一个时段的公共风险理性预设的，是用来预防公共风险的。而新的公共风险又被公共风险理性所感知，从而催生出新的制度安排，推动制度变迁。如经济交易过程中的公共风险，导致了货币制度的产生；而货币广泛使用，成为财富代表的时候，财富存在的不确定性又产生了新的公共风险——通货膨胀，催生了中央银行制度，以此来管理货币。货币在全球流动，又产生了新的公共风险——货币危机，这需要一种全球性的货币管理制度，以监管全球的货币流动。商品市场交易中的公共风险带来了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如物权法、合同法；而随着市场的发展，要素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不断发展，金融衍生工具的日益复杂化，带来更多新的公共风险，催生出金融监管制度。尽管每一项制度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混沌过程，但总是离不开公共风险。

在每一项制度的背后，实际上都有公共风险的身影。不然，该项制度就不会产生，更不会存在。任何制度（包括显性的制度和隐性的制度）之所以产生并存在，皆是缘于公共风险。制度一旦存在，其背后的公共风险就会化解于无形，形成一种相对确定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只是感觉到制度的存在，而难以感觉到公共风险。可一旦制度被废除，结构解体、秩序消失，其背后的公共风险就会显现出来。试想一下无政府主义的环境，就不难想见其景象。战后的伊拉克、阿富汗，地震后的海地，经济自由主义下的美国金融，等等，都给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个问题的例证。

公共风险是不确定性给集体成员带来损害的可能性。作为一个概念，或者观念，其作用是形成公共风险理性，把个体意志凝聚为公共意志，团结起来，实现共同行动。集体行动的结果是带来某种确定性。公共风险本身是不确定性导致的，但其功能指向是确定性。作为一个事实陈述，公共风险是一种社会引力。通过公共风险理性它使社会产生向心力、凝聚力、内聚力；产生社会共识、共同价值观和公共权力；形成制度、规则、秩序和结构；推动不同层次的制度变迁、社会进化。假如一个社会只有个体的利益追逐，而没有公共风险带来的约束，则整个社会就会解体，好比地球等行星与太阳之间只有斥力，而没有引力一样，整个太阳系也就不复存在。过度的个体权利诉求构成社会内部的斥力，公共风险则是约束这种斥力的社会引力，在两种力的共同作用下，社会才得以存在，即产生集体存在的确定性。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带来了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放弃了党派之争、阶级之斗，个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经过8年的艰苦奋战，中华民族才得以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历史事件就是公共风险理性发挥作用的一个有力证明。爱国之心这种情感，是历史上的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通过公共风险理性酝酿出来的，并在文化传承中转化为一种本能。

公共风险的上述作用是隐性地存在的，通常以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面目表现出来。历史上的皇权制度，实际上也是公共风险推动的结果。有一个一统天下的皇帝带来的秩序较之于群雄割据、相互征战的社会无序状态，前者自然是人心所向的共同选择。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只能是从“可见”的制度“化石”（政治架构、文化传承、价值观念等）来了解当时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对于现实，我们也只能是通过思想实验来感受公共风险的作用。公共风险的隐蔽性、累积性和爆发性特征，使它通常是以各种公共危机来表现其作用的。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公共危机，是各种新制度形成的土壤。经济危机会产生新的制度，如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福利制度及其许多新法的产生。经济危机迅速改变了市场万能论的认识，政府干预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样，政治危机、社会危机都会促使制度创新，推动制度变迁。

公共危机给社会带来的代价是巨大的。如要避免危机，就要研究公共风险的产生、演变和化解。不了解公共风险，公共危机就无法避免。但从现实来看，对公共风险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这反映出公共风险理性的发育明显滞后。而从微观领域来看，个体风险理性得到了高度发展。从1921年奈特（Knight）发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以来，无论是风险管理的理论、技巧，还是风险管理的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丘奎特（Choquet）对不确定性的数学描述，为应付微观领域的不确定性问题提供了重要工具，迈德勒（Schmeidler）以此为基础，将不确定性引入金融市场的研究。资产定价理论、投资组合理论、风险度量理论、决策理论等相关知识门类的不断扩展，以及从各类保险市场的形成，到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都充分体现了个体风险理性的发展。个体风险理性与公共风险理性的这种不对称发展，这本身就会产生不确定性，导致公共风险扩散。个体风险理性充分发达，而公共风险理性发育滞后，则意味着个体行为超越了公共约束，其带来的负外部性就会扩大社会公共风险。这好比是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其跌到的风险就大大增加。

整体看，人类公共风险理性还处于相当幼稚的阶段。集体遗忘的速度很快，侥幸的集体心理总是战胜了风险预警的集体心理。这就是公共危机为什么总是在历史的银幕上不断重演的重要原因。至今为止，公共风险理性还没有成体系的学科或理论来体现，而只有一些经验的碎片。而现代社会的风险，日益趋向宏观化，整体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公共风险呈现为扩散的状态，在经济、社会、政治和自然环境诸方面都不例外。

人类在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也同时在引致新的不确定性。无论是科技、还是制度，本身都在“制造”更多的不确定性，带来更大的公共风险，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在加快。为何走到了事情的反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许，是人类理性的进化出了问题，尤其是公共风险理性发育迟缓是其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