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眼前看，两者之间确实有矛盾。但保护劳动者权益是扩大内需的一项制度基础，如果工资的比重不能逐步提高，扩大内需就失去了根基，保就业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关键是如何把“度”把握好。从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薪开始，劳动者的权益受到重视，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才不是像以前一样掉得那么快。正是因为保障劳动者权益，老板才不会拖欠工人工资。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农民工手里才有一些钱，才有了今天农村的消费，家电下乡也才能产生效果。假如说，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依然如故，低薪、欠薪、赖薪的状况没有一点变化，今天的消费将会更糟。

有的提出要取消最低工资制，这是短视的做法。从长远来看，要真正扩大就业，增加就业岗位，必须扩大消费。只有扩大消费，才能带动民间投资，经济才能健康复苏，就业岗位才能真正的增加。扩大消费，要靠什么？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我的意思不是现在工人工资马上要提高很多，但至少要保护其应有的权益。不能以牺牲劳动者权益的办法来保企业、保就业。如果这样做，那将是饮鸩止渴。

十七大报告提出，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要逐步的有所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要提高。我觉得真正实现有质量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增长，这两个比重要逐步提高，这是经济健康增长的基础，非常重要。我觉得在当前这种形势下，至少不应降低。如果在当前这种应对危机状况下，这两个比重再进一步下滑，那经济增长的质量、可持续性就值得怀疑了。

《21世纪》：现在虽然经济统计数字还相对好一些，但大家觉得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步伐依然迟缓。为什么？

刘尚希：这与前面提到的另一项两难选择有关，即保企业和调结构的矛盾。从道理上来讲大家都明白，现在要调整产业结构。但因为就业的压力非常大，失业的人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地方政府就提出来“保企业”这么一个口号。如果不分良莠所有的企业都保住了，结构就没法调整。因为危机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调整，就是要淘汰一些落后的产能、落后的企业。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细胞需要新陈代谢，才能维持国民经济的活力，使其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保企业的力度越大，调整结构就越难实现。

我觉得现在关键不是去保企业，而是要形成好的市场环境，不断有新的企业诞生，那么照样可以实现就业岗位的增加。所以，“保就业”不一定非要通过“保企业”的办法来实现，这不是唯一途径。

《21世纪》：政府加大投入力度，是否造成了对私营部门的挤出效应？

刘尚希：这又是一个两难选择。在一定时期内，社会资源总量是一定的，政府配置的资源量扩大，就意味着市场配置的资源量要减少，就会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经济的复苏，最终要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不可能通过长期的强烈刺激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政府扩大投资，市场反映当然效果有一些，但相对来说比较小。政府扩大投资，拉动的是上游产业，像钢铁、水泥。假如我们把整个社会的产品分为两类，一个投资品，一个消费品，那么投资拉动的是投资品，投资品很多都是上游企业；消费品要靠消费，消费品的生产都是在下游企业。所以政府在扩大投资的时候，拉动的是上游企业，下游企业靠什么来拉动？现在这个力量相当弱小。

民间投资靠什么拉动？消费。只有消费才能拉动民间投资。产业链是从下游产业传导到中游产业，再从中游产业传导到上游产业。现在上游产业发展力量较强，而下游产业发展较弱，这种情况下经济是不可持续的。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胡敬艳  北京报道  2009-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