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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效要以国民的“消费状态”来衡量

消费不只是一个宏观经济变量,也不只是一种行为选择,而且还是一种“状态”。国民“消费状态”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消费足还是不足,即在既定生产水平下消费的相对满足程度;二是消费差距的大小,即消费的平等性程度;三是消费的保障性和安全性,即消费风险的大小。“消费状态”是多量纲的组合,直接反映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实际上是从人这个主体出发,对生产或经济增长的多角度测绘。按照一般原理,生产是手段,消费是目的。改革的成效如何,不只是反映在生产上,最终要体现在消费上,体现在社会成员身上。改革,是制度的创新,但最终是要以“消费状态”来衡量的,即以人的状态来衡量的。事实上,要不要改革,也是以此为据的。至于说建立一个什么样子的生产体制,倒是其次的问题。但工具理性的思维有时候会使我们忘记了人自身的要求,为改革而改革,把建设一个心目中认可的理想体制而当成了目的。所谓“体制模式”的说法实际上就蕴含有这种思维。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任何体制都应当符合人的需要。可以这样说,如果改革背离了消费,背离了人自身,那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导致危害人自身的公共风险。

引导改革的最终都是消费问题

为什么要改革?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改革是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在那个时候,按照我国的标准,贫困人口达到2.5亿;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贫困人口达到6亿,不管怎么说,当时不少人吃不饱饭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人心思变,政府顺应人民的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起了改革的帷幕。可以说,是国民消费的严重不足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肚子问题改变了思维,解放了思想。

在今天,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为什么依然要改革?难道说当今的改革与国民消费已经无关了?回答是否定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改革的引导力量。尽管多数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仍有2千多万人处于贫穷状态;尽管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已经成为历史,但“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上房”、“找不到饭碗”以及“老无所养”等问题摆在了全社会的面前。这是一些什么性质的问题?都是基本消费问题。当今流行的许多说法,如民生问题、公共服务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实质指的是消费问题;新发展观、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等新理念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消费问题。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那么,幸福哪里找?只能在消费中寻找。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中,“生产”是指物的生产,其实,人类社会还有更重要的“生产”,那就是人的生产。生产资料的消耗过程,是物的生产过程;消费资料的消费过程,则是人的生产过程。消费,包括物质消费、精神消费和闲暇消费,是人口、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素质全面提高和发展的过程。离开了消费,也就意味着忽视了人本身,我们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和目的。

在短缺的条件下,改革的落脚点更多是放在生产方面,为生产率的提高鸣锣开道,解除各种体制的束缚。为此,以市场化改革为线索,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着眼于分权和放权的改革,如对农村和农民的放权、对企业的放权、对地方的分权等等,调动了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产量迅速增长,如粮食产量、日常消费品产量、耐用消费品产量、各种生产资料产量等等,其中不少产品产量已经居于世界首位,例如谷物、肉类、水果、茶叶、花生以及棉布、钢、煤、水泥等在2005年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当今的“世界工厂”和“制造中心”。产量快速增长,也带来了产值和收入的迅速提高,例如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居世界第四位,比1978年的10位提前了6位;人均国民总收入居世界128位,比1978年的175位提前了47位。与改革开放的初期相比,生产率大大提高,生产方式大有改进。改革,使中国告别了物质的短缺,走出了“生产的贫穷”。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效应”是极其显著的。

当前“消费状态”的分析与判断

面对全面短缺的当时现实,选择“生产第一,消费第二”是正确的抉择,消费的对象毕竟要靠生产来提供。但从短缺转向过剩的条件下,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是否可行?改革带来的“消费效应”又是如何呢?产值和收入的增长是否自动地带来了消费的扩大?数据显示的答案是相悖的。

从绝对规模来观察,最终消费支出是在不断增长的,2006年达到110323.4亿元,比1978年的2239.1亿元增长48倍;而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增长了60倍,最终消费支出增长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慢了很多,相差12倍。时期数据显示,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三年,我国消费率是明显上升的,1980年比1978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这种上升的势头一直持续到整个“六五”时期,这个时期成为改革开放29年中消费率的最高点。自此之后,消费率就开始下降,进入“七五”时期,消费率比上期下降了2.5个百分点,“八五”时期下降了4.4个百分点,“九五”上升了1个百分点,到“十五”时期又下降了4.3个百分点。进入“十一五”,消费率更是呈快速下滑之势。总的看,“十五”时期比“六五”时期消费率下降了10.2百分点。

进入新世纪,消费率快速下滑,2006年降到了50%,这与消费率历史最高点的1981年低了17.1个百分点,也比1978年低了12.1个百分点。与产量和产值相比,我国消费率在世界的位次居于低位。美、日、德、英的消费率都在75%以上,美国更是高达89%;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印尼等国家也在75%左右,埃及高达90%。无论是自己跟自己比,还是跟外国比,当前的消费率都是偏低的。与自己比,低消费反映的是手段(生产)与目的(消费)的偏离;而与外国比,低消费则反映的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外国的消费补贴。美国媒体认为,过去十年中国给美国消费者补贴了6000亿美元,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今年3月20日《财富》杂志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看法。问题是外国人的看法并不是感恩中国,而是认为中国这样做给他们制造了麻烦。在计划经济下,高积累、低消费仅仅是一国自己的事情,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消费率低下已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了。

在一定意义上,改革使中国脱离了“生产的贫穷”,但并没有使中国摆脱“消费的贫穷”,现在的消费率比29年前还要低,昭示“消费的贫穷”还在加剧。从这里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改革带来的生产率并没有自动地扩大到消费上来,产量产值扩大了,而消费的份额反而下降了;二是生产与消费在不适当体制和政策下是可以背离的,二者的循环是可以割断的。做大蛋糕难,享用蛋糕也不易,后者同样需要改革。

不仅如此,消费的差距也伴随着消费率的下降而扩大了。这表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群体之间以及个人之间,例如从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来看,农村只相当于城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消费的差距直接导致的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差距。食品消费的差距直接造成的是营养、体能素质的差距,教育消费的差距直接造成的是人发展的差距,医疗卫生消费的差距直接造成的是寿命的差距,如此等等,消费差距直接带来的是权利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造成许多难以弥合的社会断层和社会鸿沟。不难想见,一个沟壑纵横的社会是无法达成和谐的。还有,消费安全也伴随消费率的下降和消费差距的扩大而变得愈益令人担忧。一方面,产量和产值上去了,而另一方面,食品、药品、饮用水、餐饮、就诊、就学等各种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的安全性大大降低了,消费的风险扩大了。还有一种风险,那就是因找不到饭碗,或丢掉了饭碗,或劳动能力低下,或无劳动能力而导致无(足够)钱消费的风险,这与前一种风险一起构成居民的消费风险。在计划经济下,存在的消费风险是无东西可买。市场化改革带来了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这种消费风险消失了,但买不起的风险,以及买得起却不安全的风险又来临了,而且越来越大。

总的看,消费率的下降、消费差距的拉大以及消费风险的扩大,由这三个方面构成的国民“消费状态”事实上是趋向恶化的,这说明了什么呢?需要进行新的改革,以遏制这种恶化的趋势。

新一轮改革的趋向

要改善当前的“消费状态”,需要调整改革成效的衡量标准,从以“生产率”为惟一标准转变为以“消费状态”为最终标准。只有以“消费状态”为改革成效的最终标准,才能避免生产与消费两张皮,为增长而增长;才能真正落实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才能化解经济停滞和社会断裂引致的公共风险。

至此,我们不难判断,今后的改革至少落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改革要落到扩大消费上。

这既是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也是解决各种民生问题的要求。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外部需求来拉动,消费需求明显不足,这带来了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一系列两难问题,如投资和顺差成了一块跷跷板的两头,在消费率低,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情势下,压投资,顺差就会扩大;而抑制顺差,则投资又会扩大。再如收缩流动性的问题,提高利率,有助于缓解流动性泛滥;但同时又会吸引国际热钱进入,反而加剧流动性。要解决外部的失衡,但可能会加剧内部的失业。如此等等,这些“两难”问题都是消费不足而导致储蓄率居高而造成的,惟有提高消费率,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至于说解决民生问题,更是需要扩大消费。在国民消费率下滑的条件下,民生问题将会无解。

要扩大消费,首当其冲的是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改革,一方面,逐步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平衡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另一方面,扩大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和基本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消费,逐步提高公共消费在国民消费中的比重,协调好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其次是金融、税收、物流等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消费的体制环境。

第二, 改革要落到消费的平等化上。

消费的平等化较之于收入的平等化、财富的平等化更重要,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社会公平正义的最终体现,既不是在做大蛋糕上,也不在分蛋糕上,而是享用蛋糕上。如基本营养、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消费,不仅对现在、现一代,而且对未来、对下一代都会产生连续性的重大影响。

我们的注意力总是较多地放在收入、财富的平等化上,而忽略消费的平等化,这暗含着一种假设:收入、财富的平等化=消费的平等化。其实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因为这只是从个体角度观察得出的。尽管收入的平等化在一定程度有助于消费的平等化,但在社会化和公共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消费不单纯是个人的行为选择,而是涉及到许多的公共选择,像个人对许多公共服务的消费,不是个人收入决定的。消费平等化与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消费的规模和结构密切相关。从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下来观察,我国当前消费的不平等既有生产领域不平等造成的先天不足,也有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带来的重大影响。这种消费的不平等体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巨大消费差距上。要遏制这种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推进消费的平等化,需要综合配套改革。

第三, 改革要落到化解消费风险上。

这既有买不起的风险,也有产品、服务质量和安全性方面的风险。前一种消费风险需要政府建立健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化解,而后一种消费风险则需要政府加强对生产、服务行为过程的监管。显然,这需要一列的改革,尤其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消费风险的扩大,特别是广为关注的食品、药品和饮用水安全问题,与政府自身改革的不足是密切相关的。

上述三个方面不是对改革的分类,而只是说,任何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府改革,都要至少落到上述三个方面,这样,改革才会形成合力,才会有成效。如果说以前的改革可以称之为做大蛋糕的改革,那么,现在的改革则是偏向于平等地、安全地分享蛋糕,进而形成生产与消费、增长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当“消费状态”得到了改善时,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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