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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比预想的要严峻。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投资、税收、补贴、货币、信贷、担保等方方面面的政策。就总体而言,政府的应对是及时的,措施也是比较适当的。但当前的政策主要侧重于化解国外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而对导致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滑坡的内因估计不足。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国内经济越是脆弱,国外危机的影响就显得越大;相反,国内经济越是健康,国外危机的影响就越小,而不论国外危机是多么严重。之所以说国外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要比预想的严峻,不是指低估了国外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而是指对国内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估计偏高,对国内经济的脆弱性严重估计不足。今后一段时间国外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下一步影响,不是取决于国外金融危机的走势,而是决定于国内经济的脆弱性程度。如何判断今后的经济形势,就看如何分析国内经济的脆弱性。如果国民经济“肌体”基本健康,只是受了一点“风寒”,则不足为虑;但若是有了“慢性病”,而且以前又没有发现,则感冒也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令人担心的恰恰是后者。我的分析恰恰是基于国民经济“慢性病”的判断。这个慢性病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脆弱性进一步加大了。

一、当前的政策目标

当前的政策目标应从短期与长期两方面来考虑,不可只是考虑眼前的短期目标。

1.短期目标。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目标应包括保增长与保就业,应该说,二者是统一的,但也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因为增长有两种:带动就业的增长与不带动就业的增长。现实中不是这么绝对,只是程度问题。我们应当选择尽可能地带来更多就业的增长,而不应仅仅是满足于GDP的增长数值。在手段上,应尽可能改善“消费状态”,包括扩大消费总量、缩小消费差距和增强消费安全,政府投资应朝着有利于改善消费状态的方向。

2.长期目标。长期目标要更加清晰一点,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化危机为机遇,促进形成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切实转换经济发展方式,逐步降低国内经济的脆弱性,进而提高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这个目标必须要清晰起来,要不然就会被保增长的GDP概念把更重要的目标遮盖住了。可以这样说,经济增长保八不难,难的是可持续,明年可以,后年还可以,今后更行。假如我们的思路不清晰,我们就有可能保一年可以,保两年可以,第三年就不行了。若是那样,我国经济将会陷入更严重的滑坡。

总结一下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也许是有好处的。应当承认,当时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但主要是使经济滑坡变得慢了一些,防止了经济一下子坠落。而真正使经济走出低谷的并不是因为积极财政政策,而是2002年之后当时世界经济好转,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强劲,正是这个外部环境发生了转机,我国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增长,这样积极财政政策才得以撤出。从2002年开始,我国出口增长都是井喷似的,2002—2007年,6年来平均增长28.8%;2007年跃上万亿美元台阶,达到12180亿美元,增长25.7%。就是因为这个因素,所以才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快速恢复,并出现了局部投资过热的问题。尽管增长很快,但主要是出口与投资推动的,这个时期的消费率实际上是不断下滑的,在快速增长的这几年,国民消费率几乎是一年降一个百分点,2007年降到了49%,远低于1998年。这说明,这个时期的增长质量并不高,是在发展方式转换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取得的。事实上,伴随着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国内经济的脆弱性加大了,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更弱了,尽管看起来我国的GDP规模更庞大了。直到这次国外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再一次启用积极财政政策。回顾这一个十年,至少使我们认识到长期目标的重要性。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看清长期目标,而且要让短期目标服从长期目标。只有这样,才可能化危机为机遇,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假如再次错过这个机会,满足于GDP数值,下一次遇到的问题恐怕就是严重的危机。虽然现在提出了调结构,但目标上仍不很清晰,实际上仍是侧重于投资分配结构的调整,这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形成,是相距甚远的,而且淡化了改革对转换发展方式的重大作用。如何在保当前增长的同时,积极改革,促进科学发展体制、机制的形成,是一个战略性、方向性问题,应高度重视。

二、当前经济、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发展方式逆转

发展方式导致了经济问题,也导致了社会问题。发展方式这个概念泛泛地说得多,认识上并不清晰。实际上,从三个指标可以看出发展方式的变化:一个是消费率,一个是投资率,一个是净出口率。这三个指标反映宏观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反映了增长的质量,反映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性,反映了民生问题,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后劲问题。

从近十年这三个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发展方式是在逆转的。消费率不断下滑,2007年为49%,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消费需求不断萎缩。消费率不断下滑,而经济增长却很快,原因在不断提高的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经济增长形成了投资依赖和出口依赖,这使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程度扩大,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减弱。而消费率的下降不只是反映当期消费需求不足,更严重的是表明人力资本积累下滑,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后劲。因为人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靠消费来实现的。不断下滑的消费率说明的是经济内外失衡,也意味着民生出现问题。

消费持续走低使经济变得脆弱,经不起外部的任何冲击。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我们出现了那种状况,现在又出现了外部危机,那我们现在又出现问题了。国外是金融危机,我们现在是实体经济的问题,我国金融得益于还没有完全放开,所以金融暂时没问题。但是现在外部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非常大。

为什么经济变得脆弱,经不起任何的外部冲击,从上述三个指标,也是增长的三个动力可以看出来。当出口、投资这两个动力不断加大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大。事实上,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区间,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外部一有风吹草动就受不了。外因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的,是我们的内因不行。国民经济得了慢性病,体质下降,所以一有风寒就会生病。投资上去了,生产能力去了,那东西要卖出去,就要依靠出口。所以投资增长越快,投资率越高,意味着整个经济对外部的依赖性程度越高。出口依赖导致产业链外向化。我们观察到的是直接影响出口企业,实际上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因为我们现在出口的初级产品、原材料逐渐减少了,而制成品多了。出口导向在国内形成了产业链条,外部冲击的不仅仅是直接出口的产业,而是与出口产品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的产业。所以外部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是从表而内,一点点地加深的。这样,就使得国外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超过原来的预期。

再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消费率的持续走低使人力资源变得枯萎,尤其是中小企业面对的劳动力多数是初中以下的,技工严重短缺,转型升级受阻。在我们的观念中,消费与人力资源是两码事,没有把人力资源不足和消费率走低联系起来。在消费率下滑的情况下,人力资源开发是空谈。人力资源是人,人要有良好的就业能力,身体素质要好,文化素质要好,要有劳动技能的积累,这个靠什么?靠消费。马克思说得很清楚,消费是劳动力生产再生产的条件,没有这个基本的条件,劳动力生产再生产何来?所以我们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力资本的积累在这些年是不断下滑的,我国物质资本的积累远远快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的能力不足怎么去发展?消费率的持续走低与此密切相关。

消费率持续走低使民生问题变得严重。在整个国民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不断下滑的情况下,民生问题能好转吗?消费总量不足,整个民生问题就会恶化。在消费率下滑的情况下,消费的差距逐步拉大,消费的不平等性变得严重了。在消费总量下滑、消费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消费的安全性变差了,三鹿奶粉导致奶粉的出口量下降了90%。消费安全长期来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整体来看,因为消费率过低导致了我们整个发展方式的逆转。

1998年之后的几年本来是转换发展方式的良好机会,但是我们丧失了这个机会。在不景气的时候忽略了转换发展方式;但是在经济高涨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进行转变,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不景气的时候忙着保增长去了,而等到经济快速增长时候,又缺乏了转换发展方式的压力和动力,所以发展方式总也转换不了。在不景气的时候政府不注意转换,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当经济高涨的时候,政府从外部推动发展方式的转换已经没有办法了,也没有能力去做了。这就是十年来我国发展方式逆转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发展方式难以转换?一个是目标问题,只看GDP增长,不问GDP是怎么增长来的。第二点是为生产而生产,没有真正把消费当成生产的目标,生产与消费日益脱节。在市场经济下,生产与消费本来就会产生脱节,马克思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依然还存在这种情况。现在的生产系统是自我循环,不断膨胀,要靠全球来消化巨大的产能。全球出现危机了,我们巨大的产能就消化不了,那就出问题了。再是政策法律制度偏向生产者,忽略消费者,生产者主权高于消费者主权。这是制度性的、文化性的、法律性的一系列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劳动者缺乏组织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的作用自然而然就使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其结果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消费差距随之扩大。差距大了,消费总量也下来了,消费需求相对萎缩。

三、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

针对当前的问题,我认为当前的基本政策应落到消费上来,投资也应当有利于消费状态的改善。国外金融危机也好,国内实体经济出现问题也好,其实都是消费导致的。美国是因为消费过度导致了金融危机,我们现在是消费不足导致了经济滑坡,这都是消费导致的。

消费实际上是集经济与社会于一身,集增长与民生于一身。消费应该成为一个关键词,对此,大家有很多共同的看法。现在应当怎么来扩大消费?我认为现在应该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个是消费的总量,二是消费的差距,三是消费的安全,这对消费的影响非常大。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既是短期的政策,也是长期的政策,如果说要找到一个长短期政策的结合点,则只有在消费上才能找到这个结合点。

在具体政策操作上可作如下考虑:

1.由公共消费带动私人消费。公共服务问题实际上就是公共消费,通过扩大公共服务可以带动私人消费。这些年来公共消费不足,是私人消费比例下降的重要原因。

2.要防止新的“两个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尤其在目前保增长的形势下。当经济增长滑坡时,我们的思维倾向首先是保生产,压低工资,让消费者收入下降来保企业。如果一边倒,这将会陷入恶性循环,加剧经济滑坡。企业裁员降工资是自保的办法,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我觉得两个比重至少不能下降。如果两个比重继续下降的话,很可能导致严重经济危机,那就不是现在说的这种情况了。

3.扩大投资的政策应有利于消费。凡是有利于扩大消费总量的,有利于缩小消费差距的,有利于消费安全的,这样的投资可以扩大,凡是与此无关的,甚至起反作用的投资,则要控制。这就是说,当前政府投资方向的确定应从与消费的关联度来考虑,关联度大的领域,可以多投资;关联度小的少投资,形成梯度的投资结构。在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上,我们不能按照赶超发达国家的思路来考虑投资的安排,而是要充分考虑我国当前消费不足,尤其是农村消费不足的现实情况,以扩大消费总量、缩小消费差距和增强消费安全来安排政府投资和引导民间投资。

4.大规模培训农民,大力加强农民能力建设。按照目前数据,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达到2.25亿人,随着农民的转移,农民工的数量仍会不断扩大。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民这个群体上,失业增加、收入减少。尤其是80后的农民,与土地相当陌生,很难再回到农业领域就业。在扩大公共投资的同时,应以更大力度来培训农民。尽管有的地方已经在做,但力度不够,没有提升到人力资本积累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而且,不少农民工由于失业返乡,在总的工作岗位减少的情况下,大规模培训农民工正是时机。在经济高涨时候,农民忙于打工赚钱,政府就是有心对其进行培训也难。

在当前情况下,这项工作可一举多得:一是转移当前的就业压力,有利于社会稳定,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二是扩大消费需求。用于培训的投入,本身构成即期消费需求的一部分,扩大这方面的投入,同时意味着消费需求的扩大。三是提高农民劳动技能,提升农民就业能力,一方面有利于转移农民,扩大非农产业就业,为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奠定更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农民就业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进一步为农民向市民转化创造条件。四是为产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转型、转向、升级提供合格的劳动力,减少因找不到合格劳动力而对产业、企业升级带来的阻碍。五是利用培训农民的机会,加强对农民的知识教育,如卫生知识、法律知识、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素质,同时也是政府与广大农民进行沟通,做群众工作的好机会。

综合起来看,大规模培训农民既利于当前,又有利于长远;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民生和社会稳定。

5.以改革来推动政策转型。如果没有改革,应对危机的政策转型是难以实现的。简单地重复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一定合适。扩大内需,也需要政策和体制的创新。这就要靠改革。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不是扁平化,在原有的政府间关系上扁平化,成效不大。现在着力点应是理顺上下级政府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真正促进政府职能的转换,这是根本问题。

在财政体制上当前可做的就是建立“辖区财政”责任机制,增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这样有助于扩大消费,尤其是农村的消费。在大的财政体制不能动的情况下,在这方面可以加大力度。

公共收入体制的改革涉及到税、利、费,今后应加大改革力度,理顺公共收入结构。对于税收问题,现在不提改革,只提减税,似乎把各种税都减掉了,那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出来了。只提简单的减税是不行的,关键还是税制改革,抓住当前时机,积极推进税制的“绿化”进程,形成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税收调节机制。有的税要减,有的税要增,如资源税、环境税等,还应增大。

加快地方债务管理体制的改革。现在地方的积极性比中央的积极性大多了,如果不抓紧进行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那将来地方的债务危机将成为隐患。在这个问题上应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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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

刘尚希

113篇文章 8年前更新

  湖南人,财政部科研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贴专家、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关注公共性问题,尤其注重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角度来观察研究经济、社会问题和宏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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