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去年8月份写的一篇东西，曾发过内部报告，在一个小规模的研讨会上也讲过其中的一些内容。偶尔翻看，与当前形势大多仍有相当吻合之处，故而贴出供同仁参阅。

一、当前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

要从发展方式的视角来观察当前的经济形势，有必要简单地勾画一下当前我国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是粗放的，“广种薄收”，靠高投入、高消耗来维持总产出的高增长，是一种低效的发展方式。其实，这仅仅是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来描述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两种生产”：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这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应当是这个整体的发展，而不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发展。从这个整体来看，当前的发展方式不仅仅物质生产的低效，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被严重忽视，造成了两种生产的严重失调，物质生产失去了目标和方向，巨大的生产体系在自我循环。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为增长而增长，生产与消费严重脱节。概括起来，当前发展方式的根本问题是“见物不见人”，而以人为本还只是一种外在的观念。从现象上看，当前发展方式有三大基本特征：

1． 低消费，高储蓄。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这是快速增长的三十年，年均增长9.8%，也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进一步分析，这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主要体现在“生产”上，生产能力快速扩大，生产规模迅猛扩大，许多产品的产量已居于世界第一。但相比之下，消费却在相对萎缩。经济蛋糕做大了，国民享用的份额反而是不断缩小的。国民消费率这个指标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1978年的消费率是62,1%，1990年是62.5%，2000年是62.3%，进入本世纪更是不断下滑，2006年49.9%，2007年49%。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就这一点看，我国是一个生产大国，消费小国。

我们通常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察当期的消费，例如从2008年上半年的数据看，增长了21.4%，比上年同期加快了6 个百分点。但这个数据要打两个“折扣”才能反映消费的实际增长。一个折扣是物价，扣除这个因素，实际增长不比上年同期快，大约是12%，与上年同期持平。另一个折扣是中间消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一个商业统计指标，包括了个人购买和集团购买，而后者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属于中间消耗和资本形成，不属于最终消费，等于虚增了一块。按照经验数据，两者的比例是7：3,按照这个折扣，真正属于消费增长的只有大约8.4%，低于2008年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快，而消费率下降。从2008年上半年消费的实际增长来看，2008全年的消费率仍有可能进一步下滑。

消费率低，意味着：（1）从短期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弱，势必导致内外经济失衡；（2）从长期看，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慢，发展后劲不足。因为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社会环境的好坏是依靠充足的食品消费、健康消费、教育消费、文化消费来形成的。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状况最终决定了物的再生产，也就是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就此看，我国经济的脆弱性在积累，可持续风险在不断加大。

消费率低，也就是储蓄率高，这为流动性泛滥提供了必要条件。若是缺少这个必要条件，，后面所说的高投资和高顺差也就不存在了，当前面临的许多突出问题也就不会出现。消费率低是我国发展方式的根本特征，也由此带来了我国经济的慢性病。这个特征也许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阶段有关，但低消费的状况在我国的特定条件下被进一步强化了，远远超出了工业化的阶段性要求。

2．高投资，低效能。

无论从投资增长率还是从投资率来看，三十年来，一直处于高投资状态。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看，1978年投资率38.2%、1990年34.9%，进入本世纪后不断升高，2000年为35.3%，2006年达到42.6%、2007年42.1%。这样高的投资率举世罕见。之所以能实现高投资，直观的原因是前面所说的高储蓄，正是高储蓄支撑了高投资。

而从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来（元/百元）看却是下降的，1978年37.1元，1995年62.9元，进入本世纪后下滑到30元之下，2000年为29元，2006年24.5元，2007年略有上升，为26元。从时间维度来看，这表明，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和需要更快的投资增长率。由此也不难得知，三十年的快速增长是依靠越来高的投资率来支撑的，进一步说，是依靠低消费率来维持的。

连续多年的高投资，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一方面带来了GDP的高增长，另一方面形成了巨大的产能，进而形成了对能源和资源的巨大消耗和潜在需求，在产业结构变化不大和节能降耗的技术水平没有快速提升的条件下，对能源、资源的消耗和需求就会迅猛增长，而且形成巨大的惯性，即使投资降下来，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和需求也无法很快降下来。当国内能源和资源无法满足这种需求的时候，只能是转向国外。这些年，在能源和资源方面对外部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原因即在于此。随着这种对外依存度的提高，能源和资源安全形势变得日益严峻。近几年能源、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成因也不难从中窥出端倪。

不仅如此，长期的高投资率与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相互推进，陷入自我循环态。分配差距拉大是导致高储蓄的基本成因，高储蓄现实地支撑了高投资，而高投资通过财产性收入的分配又进一步地拉大了分配差距，所谓“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最终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投资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总是社会的少数，投资率高，意味着在GDP生产中的贡献率高，分享到的经济蛋糕自然也就越多。经济增长越是依靠高投资率来支撑，分配差距就会越大。尽管投资有助于扩大就业，但就业并不会自动改善收入分配。我国的高投资率与分配差距在世界上均足以名列前茅，二者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种自我循环状态若继续下去，就会走向反面，投资下降，经济滑坡，而分配差距却不会缩小，最终落入“拉美陷阱”之中。

3．出口导向。

追求出口的不断扩大成为三十年的长期政策，至今不曾有大的改变。尽管政策未变，但实质上仍有不同。三十年的前期，扩大出口的政策是有意为之；三十年的后期，则是无奈之举。在外汇短缺的条件下，只有积极扩大出口才能创汇，追求出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现在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甚至为外汇储备过快增长而发愁的时候，为什么难以改变追求出口的政策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尾大不掉”而形成的发展路径依赖。

尽管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潜在的市场大国，但由于消费率低下，国内消费市场相对狭小，在外部需求的引导下，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面向国外需求的生产部门。当为外部需求而生产的部门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对GDP增长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政府对此也就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地方政府，鼓励出口的各种优惠政策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一靠出口退税，二靠不完全成本，即把本应由企业承担的成本外部化，如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资源成本等等，使出口企业即使在效率不高的情况下也能有利可图。这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进入出口部门，这使得出口增长期来保持高速度。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出口总规模爆炸式增长，2002—2007年，6年来平均增长28.8%；2007年跃上万亿美元台阶，达到12180亿美元，增长25.7%；2008年上半年，出口增长21.9%，尽管回落5.7个百分点，但仍处于高增长状态。

依靠外资企业和“薄利多销”维持的巨大出口无疑是脆弱的，由此产生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自然也是不稳定的。随着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加大，我国整个经济的脆弱性也会随之加大。自2000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大，尤其是2005年以来显著增强。这一年净出口对当年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4.1%，比2004年的6%一下子提高18个百分点。2006年和2007年，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19.3%和21.5%。当经济增长的1/5要靠净出口来拉动的时候，出口导向实际上就在左右政府的政策。无需多言，我国经济的脆弱性这几年来在快速累积。

二、当前宏观经济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总结当前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不难看出，我国经济的脆弱性及其风险从三个方面在同时加大：一是长期的低消费率使人力资本积累停滞，长期看，使发展后劲不足；从短期看，劳动力素质的普遍低下，使就业难以稳定，也制约结构升级。二是长期的高投资加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可持续风险加大；同时促使分配差距拉大，并相互推进，形成生产系统的自我循环和消费的不断萎缩，发展动力不足。而且，高投资形成的巨大产能和现实需求构成了能源、资源和投资品价格的上涨压力。三是长期的出口导向形成了发展路径依赖，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与外贸发展质量长期低下的巨大反差，加大了对外部门经济的脆弱性。出口、增长与就业构成的“外向型三角关系”使宏观经济政策越来越失去自主性，越来越被动。薄利多销带来的巨大出口维持了脆弱的增长和脆弱的就业，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越来越高的对外依存度，也许其本身不是问题，而是高成本、低收益的这种外贸发展方式削弱了自己，从而使得过高的对外依存度转换成为高脆弱性，加大了风险。从上述三个方面产生的脆弱性和风险是彼此影响的，相互放大，最终使整个宏观经济变得脆弱。这种脆弱实际上就是我国经济的慢性病，国民经济“体质”下降，抗拒外部风险的能力下降，稍感风寒就会生病。

上述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宏观经济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当前面临的许多突出问题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1．关于经济增长下滑。

2008年一季度经济增长初步核算结果是10.6%，二季度是10.1%，回落0.5个百分点；2008年上半年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对于经济增长下滑的担心越来越多，形成了与抑制物价上涨两难的局面。

尽管当前经济增长下滑与宏观调控政策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完全是宏观调控的结果。从现行发展方式的自身逻辑来看，即使没有宏观调控，经济增长也会下滑。在低消费、高投资与大出口的发展格局下，宏观经济是失衡的，而且也是不稳定的。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消费是实现平稳发展的“定海神针”。但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我国的消费率是不断走低的，这使经济增长的动力自然减弱。若要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势必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当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向投资和出口时，增长动力就失去平衡和稳定。

从消费、投资和出口的自身性质来分析，消费是相对平滑的，较稳定；而投资和出口则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消费属于内需，不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投资既可来自内部，也可来自外部，容易受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心理预期和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波动；而出口完全属于外部需求，随着全球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其不确定性显然大于消费和投资。若按照不确定性程度来排序，就会产生如下序列：出口＞投资＞消费。若经济增长愈是依赖于出口和投资，则增长就越不稳定，波动性大；相反，若是经济增长愈是依赖于消费，增长就会越是平稳，波动小。从我国消费率、投资率、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来看，消费率不断下降、投资率居高不下、净出口率快速上升，这表明我国发展方式是朝着不确定性方向变化的。这就是说，现存发展方式自身的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大，短期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自然是随之放大的。

2003年以来，我国GDP连续5年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其动力主要来自于投资和出口。从数据看，2003—2007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从9.2%提高到12.5%；同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处于24%—28%区间；出口增速持续加快，2001—2007年年均增长30%，贸易顺差从225亿美元增长到2631亿美元。而这个期间，恰巧也是世界经济回升进入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IMF的购买力评价测算，2002—2007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4.6%。相比之下，2007年四季度以来，全球经济放缓，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2008年美国一季度GDP环比折年率增长0.9%，预计下半年两个季度分别增长0.4%和0.2%；欧元区一季度GDP环比增长0.8%，预计下半年两个季度分别增长0.4%和0.2%；日本一季度GDP增长环比增长1.0%，预计下半年两个季度分别增长0.2%和0.3%。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也在下滑。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越来大，其贡献率2007年已经高达21.5%，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不景气，我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从经济增长数据本身静态地看，这些年的增长相当好，但从增长数字的背后看，我国经济增长已经步入了不确定性程度很高的区间，变得越来脆弱，风险日益加大。

由此看来，在以低消费、高投资和大出口为特征的发展方式没有调整以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都会加大，近期看，增长下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若是全球经济陷入滞胀，中国也难以幸免。

2．关于就业和失业

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担心，其中包含了对失业增加的忧虑。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长和失业是高度关联的，增长下滑，失业就会增加。由此而延伸的逻辑自然是，要扩大就业，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其实，反过来观察，“就业状态”在长期意义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就业状态”包括三个要素：一是就业能力，二是就业环境，三是就业岗位。这三要素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共同决定一定时期的就业状态。在发展中国家，就业能力对就业状态更具有决定性作用，就业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此。当多数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比较弱小的条件下，就业是难以稳定的。因为由就业能力较弱的劳动力组成的企业和产业是脆弱的，本身也不稳定。如我国沿海面向出口的大量中小企业，其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弱，产品的技术含量也较低，一遇到市场风险和政策调整，这类企业就会大量倒闭，这些企业的职工也就失业了。再从个人来说，就业能力弱的劳动者难以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也很容易被解雇而失业。

在谈到比较优势时，经常说到的一点是劳动力便宜。其实劳动力便宜，不只是就劳动力供应充足而言的，其实质是大量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弱。只有就业能力弱，劳动力才会便宜。以就业能力弱为基础而构筑的比较优势，是一种脆弱的优势。以这种脆弱优势形成的企业和产业自然也是脆弱的，经不得风雨。在某一个时间起点上，低素质劳动力是我们发展的条件，我们只能接受，无法选择。但随时间的延长，这个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低素质劳动力的比重可随之大大降低，就业能力可以普遍提高。随着就业能力的普遍提高，企业转型、产业升级也就内在其中了。从社会来看，就业的稳定性就会因此而大大增强。

但从对照现实来看，我国就业状态的脆弱性依然很大。其关键是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三十年来未有大的改变。这从所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即可看出这一点。依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1982年受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不足10%，到2007年这个比重仍不足20%，也就是说，到了现在，我国人口所受的教育在初中以下的达到80%。大多数人口只是接受了初中以下的教育，其中还包括上一亿人口的文盲，何谈就业能力？联系到我国低消费的发展方式，不难想到，发展方式难以转换的原因。教育消费是国民消费的重要内容，而且与人力资本积累密切相关。低消费造成的后果由此不难推断出来。三十年教育消费方面的变化与我国GDP十几倍的增长相比，显然是严重不相称的。我国的人口素质，包括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改善并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就业会遇到困难，产业布局也只能被动地去适应这种低素质的劳动力结构。沿海地区三十年来为什么一直都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发展加工贸易？就是因为教育消费不足而导致低素质的劳动力一代又一代地产生出来，所受教育程度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是沿着父辈的足迹到沿海那些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打工。面对人数众多的低素质劳动力，产业又如何升级？企业又如何转型？一遇到外部市场不景气，在出口企业的这些打工族的就业问题又成为政府的一块心病，拿不起也放不下，只能是靠出口退税等政策来维持脆弱的企业和就业。而造成当前这种被动局面的根源正在于低消费的发展方式。

从眼前看，对就业的担忧要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但进一步分析，要实现充分而又稳定的就业，其根本出路蕴含在发展方式的转换之中。

三、结论与对策

从前面的分析框架来看，当前宏观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之分。内因是以低消费、高投资和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正是这种发展方式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变得愈发脆弱，后劲不足，尽管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但像一个大胖子，体重增加了，体质反而下降了，甚至得了慢性病；而且，正是这种发展方式把国民经济带入了一个不确定性程度越来越大的区间，公共风险显著增大。

1．治标与治本并行

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我们是无法控制的。当世界经济给国内经济带来风险的时候，其应对之策有三种：一是让市场自身来解决问题，甚至通过危机来强制性调整；二是出台相应的政策来化解外来的风险，例如，当出口市场不景气时，政府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甚至本币贬值，或提供信贷支持等政策来化解风险，为出口企业提供政策支持，以避免大面积的破产和失业；三是调理经济，转换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健康水平，增强抗击风险的能力。但到底采用哪一种对策，还要视外来风险的大小而定。假如外来风险分为低、中、高三类，可有如下应对组合：

在低风险的状态下，可选择第一种和第三种对策。当外来风险较低时，政府没有必要为企业去分担风险，完全可以让企业通过自身的调整来应对。同时，采取第三种对策，通过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来调理经济，减轻内外失衡的状况，提高国民经济的健康水平。

在中等风险状态下，可选择第二种和第三种对策。当外来风险达到中等风险程度时，政府就应考虑通过分担企业风险来支撑经济运行，同时采取有力措施转换发展方式。

在高风险状态下，可采取第二种对策，待经济状况好转之后，再采取第三种对策。对经济的调理，只有在中等风险以下才能进行，就好比得了重感冒，尽管知道感冒与体质弱有直接关系，但也只有等感冒治好才能调理身体。

在这里，关键是准确判断风险程度，并据此采取相应的对策组合。如果判断失误，“小病大治”或“大病小治”，都会造成严重后果。为什么三十年来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没有大的改变，竞争力没有大的提高，就与政府的过早、过度保护有关。1998年本来是一个机会，但社会各界的过分担心，使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依然复制了之前的状态而无实质性进展，并使传统的发展方式再一次延续了十年。

经济增长下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国民经济机体的一种自然反应和自我调整。政府的任务不是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而是把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下滑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之内，避免大起大落而造成经济、社会动荡。只要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变化交给市场来调节。这样就可形成一种有幅度的经济调控，以避免伤害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依据我国三十年来历史经验数据以及未来发展条件，当前经济增长控制在8%—11%，物价控制在1%—7%的幅度之内是可行的。宏观调控从“定点调控”转向“区间调控”势在必行，是防止政府干预妨碍市场经济自我调节功能发挥的基本条件。

2．尽快转换发展方式是化解经济风险，避免经济危机的根本保证。

应当说，转换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已经成为政府的一种明确认识。但认识到了，并不等于能够做到。迫于资源、环境的压力，在节能、减排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从当前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来看，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这些年来甚至在逆转。这表明，转换发展方式不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原有的发展方式反而被进一步强化。这是为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低消费、高投资和大出口为特征的发展方式，已经使我国经济的健康水平下降，或者说，已经得了经济慢性病，国民经济的“体质”下降，抗击风险的能力减弱了。随着国际经济风险加大，并不断扩散，提高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可问题是，我们的经济政策偏重于短期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物价、就业等指标，以为这些指标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就万事大吉。作为相继抉择的宏观调控目标，这些指标是足可以胜任的，但无法显示出发展方式的变化及其进展。这使得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导到短期宏观经济状况方面，而忽视了发展方式的潜在变化，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得了经济慢性病而不知。这说明当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存在缺陷，也许正是这种缺陷成为发展方式长期来难以转换的理论原因。就此而言，建立显示发展方式变化的新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就成为转换发展方式的重要条件。

三十年来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可发展方式的变化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足以表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与发展方式的变化并不一定是同方向。要使之保持同方向变化，必须使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与净出口的变化既要有助于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助于转换发展方式。就当前来看，其要满足的条件是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净出口增长率的变化应当有助于提高消费率、而同时降低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的经济增长才是有利于转换发展方式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的转换才会保持在同一个方向上。

因此，当前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应建立在有利于发展方式转换的基础之上。无论是保经济增长，还是抑制物价，都应有助于遏制消费率下滑，防止投资率和净出口率进一步上升。这是衡量宏观调控是否恰当的一条基本准则。如果与此相反，就说明宏观调控就是不恰当的。从近几年增长的动力结构来看，尽管表现出来的增长率相当高，2003年以来GDP增长都在10%以上，但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净出口推动实现的，发展方式实际上是逆转的。这说明这几年的高增长与发展方式的转换是相悖的，也正是这种相悖的增长才导致了今天的问题。由此也看出，不能推动发展方式转换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

既然我们知道发展方式是当前问题的病根子，那么，解决当前的问题就一定要把短期政策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只有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的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否则治标不治本，一旦反弹，将会更加严重。就当前情况，可采取如下措施：

（1）提高消费率。一是从改善收入分配入手，提高新的“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这可通过加大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完善税制结构等手段来实现。二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来扩增公共消费，如就业培训、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低保、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障。表面看来，这些措施会刺激物价进一步上涨，其实不然。抑制通胀，首要的问题是抑制通胀的负面效应，如对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收入分配格局的负面影响，其次才是抑制通胀率上升。因为通胀的负面效应往往成为通胀进一步上升的动力，如果把抑制通胀率本身放到首位而忽视通胀的负面效应，将会无效而加剧通胀。就此来看，提高消费率的措施与抑制通胀不但不相矛盾，反而有助于抑制通胀。

（2）促进企业和行业调整。政府可以采取一些帮扶的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阵痛转换的阶段。对于企业研发、转型、转产、转移等调整，可采取有差别的税收政策、补贴政策、信贷政策、担保政策等等。但不能轻易地给企业“止痛药”，如放松环保要求、降低劳动者最低工资、简单地提高出口退税率等等。促进调整的目标，不是简单地让企业扭亏为盈，而是促进企业转型，提高管理能力和新产品、新技术研发能力。以盈亏面来衡量政策的有效性，那只是一种“涨潮效应”，一旦潮水退出，问题依旧。如果满足于让现有企业有短期盈利，表面上可能缓解困难，但一旦新的风险袭来，死亡的企业将会更多，从整体、长远看反而是不利的。在宏观上，应当把当前遇到的困难当成调整、转型、升级的一次机遇，而不是消极地视为“问题”而回避。

（3）总量政策保持现状，结构政策加大力度。总量政策不宜力度过大，其变化也不宜过于频繁。总量政策往往直接影响总需求，而对供给的直接影响小，如货币政策对总需求有明显效果，但无法刺激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的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应更多地使用结构性政策，有针对性改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如适度放松基础产品的价格管制，改组垄断性企业和行业，等等。

总之，所有政策措施的实施不仅要有利于缓解眼前的问题，更要有助于转换发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问题后移而导致风险累积。

写于2008年8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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