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开始的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了投资依赖和出口依赖，但与此同时，消费率却不断下滑，这使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程度扩大，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减弱。这一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表现得更加明显。为应对危机，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投资、税收、补贴、货币、信贷、担保等方方面面的政策。就总体而言，政府的应对是及时的，措施也是比较适当的。但当前的政策主要侧重于化解国外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而对导致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滑坡的内因估计不足。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国内经济越是脆弱，国外危机的影响就显得越大。
要看清长期目标
保增长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则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转换经济发展方式，逐步降低国内经济的脆弱性，进而提高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化危机为机遇。这个目标必须要清晰起来，要不然就会被保增长、保GDP的目标把更重要的长期目标遮盖了。
总结一下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也许是有好处的。应当承认，当时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但主要是使经济滑坡变得慢了一些，防止了经济一下子下滑。而真正使经济走出低谷的并不是因为积极财政政策，而是2002年后世界经济好转，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强劲，正是这个外部环境发生了转机，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增长，这样积极财政政策才得以撤出。从2002年开始，中国出口增长都是井喷似的，2002-2007年，6年来平均增长28.8％；2007年跃上万亿美元台阶，达到12180亿美元，增长25.7％。就是因为这个因素，所以才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快速恢复，并出现了局部投资过热的问题。
尽管增长很快，但主要是出口与投资推动的，这个时期的消费率实际上是不断下滑的，在快速增长的这几年，国民消费率几乎是一年降一个百分点，2007年降到了49％，远低于1998年。这说明，这个时期的增长质量并不高，是在发展方式转换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取得的。事实上，伴随着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国内经济的脆弱性加大了，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更弱了，尽管看起来中国的GDP规模更庞大了。直到这次国外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再一次启用积极财政政策。回顾过去十年，至少使我们认识到长期目标的重要性。
所以一定要看清长期目标，而且要让短期目标服从长期目标。只有这样，才可能化危机为机遇，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假如再次错过这个机会，满足于GDP数值，下一次遇到的问题恐怕就是严重的危机。
虽然现在提出了调结构，但目标上仍不很清晰，实际上仍是侧重于投资分配结构的调整，淡化了改革对转换发展方式的重大作用。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化
从近十年消费率、投资率、净出口率这三个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在逆转的。
其中，消费率不断下滑，2007年为49％，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消费需求不断萎缩。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却很快，原因在不断提高的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经济增长形成了投资依赖和出口依赖，这使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程度扩大，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减弱。而消费率的下降不只是反映当期消费需求不足，更严重的是表明人力资本积累下滑，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后劲。因为人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靠消费来实现的。不断下滑的消费率说明的是经济内外失衡，也意味着民生出现问题。
现在，国外是金融危机，我们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应该看到，外部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非常大。
其实，为什么经济变得脆弱，经不起任何的外部冲击，从上述三个指标，也是增长的三个动力可以看出来。当出口、投资这两个动力不断加大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大。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区间，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外部一有风吹草动就受不了。投资上去了，生产能力上去了，东西要卖出去，就要依靠出口。所以投资增长越快，投资率越高，意味着整个经济对外部的依赖性程度越高。出口依赖也导致产业链外向化。我们观察到的是直接影响出口企业，实际上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因为我们现在出口的初级产品、原材料逐渐减少了，而制成品多了。出口导向在国内形成了产业链条，外部冲击的不仅仅是直接出口的产业，而是与出口产品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的产业。所以外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从表而内，一点点地加深的。这样，就使得国外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超过原来的预期。
再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消费率的持续走低使人力资源变得枯萎，尤其是中小企业面对的劳动力多数是初中以下的，技工严重短缺，转型升级受阻。在我们的观念中，消费与人力资源是两码事，没有把人力资源不足和消费率走低联系起来。在消费率下滑的情况下，人力资源开发是空谈。人力资源是人，人要有良好的就业能力，身体素质要好，文化素质要好，要有劳动技能的积累靠什么？靠消费。消费是劳动力生产再生产的条件,所以我们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力资本的积累在这些年是不断下滑的，中国物质资本的积累远远快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的能力不足怎么能发展？消费率的持续走低与此密切相关。
消费总量不足，整个民生问题就会恶化。在消费率下滑的情况下，消费的差距逐步拉大，消费的不平等性变得严重,消费的安全性也变差，三鹿奶粉导致奶粉的出口量下降了90％。整体来看，因为消费率过低导致了我们整个发展方式的逆转。
1998年之后的几年本来是转换发展方式的良好机会，但是我们丧失了这个机会。在不景气的时候忽略了转换发展方式；但是在经济高涨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进行转变，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不景气的时候忙着保增长去了，而等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又缺乏了转换发展方式的压力和动力，所以发展方式总也转换不了。这就是十年来中国发展方式逆转的重要原因。
应该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
针对当前的问题，我认为当前的基本政策应落到消费上来，投资也应当有利于消费状态的改善。国外金融危机也好，国内实体经济出现问题也好，其实都是消费导致的。美国是因为消费过度导致了金融危机，我们现在是消费不足导致了经济滑坡，根源都是消费。
现在应当怎么来扩大消费？我认为现在应该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个是消费的总量，二是消费的差距，三是消费的安全。这对消费的影响非常大。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既是短期的政策，也是长期的政策，如果说要找到一个长短期政策的结合点，则只有在消费上才能找到这个结合点。
在具体政策操作上可作如下考虑：如由公共消费带动私人消费。公共服务问题实际上就是公共消费，通过扩大公共服务可以带动私人消费。这些年来公共消费不足，是私人消费比例下降的重要原因。
要防止新的“两个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尤其在目前保增长的形势下。当经济增长滑坡时，我们的思维倾向首先是保生产，压低工资，让消费者收入下降来保企业。如果一边倒，这将会陷入恶性循环，加剧经济滑坡。企业裁员降工资是自保的办法，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我觉得两个比重至少不能下降。如果两个比重继续下降的话，很可能导致严重经济危机，那就不是现在说的这种情况了。
凡是有利于扩大消费总量的，有利于缩小消费差距的，有利于消费安全的，这样的投资可以扩大；凡是与此无关的，甚至起反作用的投资，则要控制。这就是说，当前政府投资方向的确定应从与消费的关联度来考虑。在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上，我们不能按照赶超发达国家的思路来考虑投资的安排，而是要充分考虑中国当前消费不足，尤其是农村消费不足的现实情况，以扩大消费总量、缩小消费差距和增强消费安全来安排政府投资和引导民间投资。
另外，大力加强农民能力建设。按照目前数据，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达到2.25亿人，随着农民的转移，农民工的数量仍会不断扩大。在扩大公共投资的同时，应以更大力度来培训农民。尽管有的地方已经在做，但力度不够，还没有提升到人力资本积累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在当前情况下，这项工作既能转移就业压力也能扩大消费需求。用于培训的投入，本身构成即期消费需求的一部分。还能为产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转型、转向、升级提供合格的劳动力，减少因找不到合格劳动力而对产业、企业升级带来的阻碍。（刘尚希）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2009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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