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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期性问题,不能用短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从短期来看,当前扩大内需就是扩大投资、扩大消费但是,从长期看,其背后的支撑力量在哪儿呢?

我们现在是靠政府力量扩大了眼前投资,也想办法扩大一些消费,但是背后没有支撑力量,那是持续不了的。

对于当前经济发展态势,我觉得应当分阶段来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第一个阶段是应急这个应急阶段我认为已经过去。这好比病来了,很急,这个时候要应急,用各种手段稳住病情。这个阶段重点自然是放在眼前的投资、消费上面当然,在这些应急手段中,消费应急效果不如投资明显所以,重点放在投资上面,我觉得无可厚非。我们当前的政策也属于应急政策,其应急效应显著,但长期效果如何,要打一个问号。

应急阶段现在已经过去,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进入第二个阶段:经济调理的阶段。治理危机,好比治病,一旦病情稳定下来了,重要的事情就是调理身体,包括加强营养,改变生活方式,让身体自身的力量战胜疾病,最终恢复健康一个劲儿地靠吃药,急救手段经常化,是恢复不了健康,只能适得其反。经济的调理就是要渐渐恢复市场的“元气”,复苏市场的力量。对政府而言,就是为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尤其是创业、就业的良好环境,而不是隔三差五出新招。现阶段,不需要出台新的应急政策,而是需要调理经济的政策。

进入调理的阶段以后,我觉得重点要解决投资消费背后的支撑力量投资背后的支撑力量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民间投资我发现,今年一季度的民间投资增长并不慢,全国增长是27.3%,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增长更快,分别增长41.8%和34.8%,而东部增长稍微慢一点除了北京、广东民间投资是负增长,浙江、上海、西藏的民间投资增长比较慢以外,其他的省份民间投资增长很快这个民间投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扣除国有、外商及港澳台控股企业投资之外。从行业来一二三产业的民间投资增长分别达到81%、36%和17%,在二次产业中,除了家具、纺织、炼焦等少数行业民间投资增长较慢之外,其他行业增长相当快。现在看起来在政府投资的影响下,民间投资增长的速度其实从一季度数据来看是不慢的但是民间投资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持续,我认为最终还是要靠消费。民间投资是什么东西?就是扩大再生产,生产要靠什么呢?要靠消费,所以最终还要落到消费上来。归纳一下,在当前这种投资格局下,背后的支撑力量是民间投资,而民间投资的支撑力量就是消费

那么,消费的支撑力量又是什么呢?有三个方面:收入增长,二是收入分配结构,三是消费预期。在既定的收入增长格局下,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预期而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预期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主要人力资本结构、公共消费密切相关。

人力资本结构与社会成员的能力分布结构是对应的。文化知识水平、劳动技能和创业能力以及健康水平构成人力资本的基本内涵,在不考虑物质资本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水平具有决定性影响。低收入群体,往往都是人力资本少的群体,农民是最为典型的一个群体。在社会人力资本结构不变的条件下,收入分配结构是难以改变的。

而消费预期与公共消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制度等公共消费分担居民私人消费风险的重要方式公共消费不足,则意味着居民私人消费风险增大,私人消费就会下降,整个国民消费率就会降低。

显然,收入分配结构、消费预期的改变,离不开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能力起点公平,分担基本消费的风险。这具体体现在政府的人力资本积累、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指导等方面的政策和体制。这些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从长期意义上决定了国民的消费状态,包括消费率、消费的平等性和消费的安全性并反过来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其中,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具有关键性作用。对于收入分配结构,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城乡差距比较大,其实质是能力的差距,也就是人力资本积累上的差距。农民增收难,难就难在缺少人力资本,农民就业、创业能力低下。这是根本问题。现在政府农民各种各样的补贴,有利于扩大农村消费,但能否长期靠政府补贴来扩大农民消费呢?这是不可持续的。最终还得要增强农民的能力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

就业对农民来讲,我觉得不是缺乏就业岗位,而是缺乏就业能力对大学生来就业难也是缺乏就业能力的另一种表现,说明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不适合于当前的就业要求。现在有劳动技能的农民工找工作很好找,而且收入。缺乏就业能力,我觉得这是根本问题。什么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人要不行,啥也不行。

所以我觉得在进入经济调理阶段以后,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就变得异常重要,相关的体制改革是给投资、消费提供支撑力量的关键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到底何去何从,取决于我们如何进行风险权衡。当前的形势判断是一种短期分析,解决不了长期问题。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权衡风险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经济社会领域的公共风险与政府财政风险的权衡。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政府财政风险化解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公共风险,使经济稳定、社会稳定。这就有一个权衡问题,政府财政承担风险能力有多大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政府承担财政风险的能力是非常的,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要再进行深入的分析。今年财政压力极大,估计预算赤字难以打住,今年扩大明年怎么办?按照惯性明年可能更大。

再一个就是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的权衡。我们现在化解了短期风险,会不会造成长期风险的积聚和积累呢?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深入考虑,我们不能只顾眼前,还得看以后我觉得有可能。根源在于我们忽略了能力建设,尤其是农民能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就就是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物质资本的积累远远快于人力资本积累我们发展的指导思想已经转变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但是没有内化到政策和体制中去,没有内化到各级政府的决策中去,我们见到的还是物,人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人的能力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这绝不是科学发展。人的能力问题尤其是农民能力的问题,我认为将会制约整个中国前进的步伐,会导致我们国家发展的不可持续,因为中国农民是大多数,他的能力不,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农民收入增加不了,农民这个占人口多数的消费起不来,我们整个居民消费也上不来2007居民消费35.6%低于1978年的48.8%,居民私人消费率下降了13百分点。而其中农村居民的消费率降到历史的最低点,仅仅9.1%。农村居民消费在整个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只有25.6%,城市居民占74.4%。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消费只有城市居民消费的三分之一,由此不难看出,消费不足的主要矛盾在于农民。但如果农民能力不提高,收入难以增加,消费力怎么提高?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经济调理阶段,应当有一个清晰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规划,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利用当前这么一个机会,大力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强农民能力建设。而且,这既是解决工业化中高素质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也给农民市民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农民的能力不提高、素质不提高,仅仅搬到城里去那不叫城市化。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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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

刘尚希

113篇文章 8年前更新

  湖南人,财政部科研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贴专家、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关注公共性问题,尤其注重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角度来观察研究经济、社会问题和宏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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