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这不需要过多的理由阐述，单从激活经济增长和扩大社会就业来看，扶持中小企业就应是政府的一项公共责任。

　　但关键是政府应如何来支持中小企业，并通过政府的支持真正实现中企业的发展壮大。放眼世界各国，政府支持的主要手段离不开财税。运用财税手段的实质，是替中小企业分担风险，包括创业风险、融资风险、采用新技术的风险、开发新产品的风险、开拓新市场的风险等等。在市场竞争中，中小企业具有高成长性的一面，但同时具有脆弱性的一面，就好比是社会人群中的少年儿童，承受风险的能力较之于大企业和巨型企业要低得多。这就需要政府使用财税手段来分担中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来分担呢？分担多少？分担哪些风险？不分担哪些风险？分担风险是否应有附带条件？在什么情况下分担？如何判断分担风险的介入时点？如何确定分担风险所要达到的目标？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政府在运用财税手段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总体看，我国的中小企业当前处于一个瓶颈性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压力和生存危机。一是资源、环境的压力。中小企业的起点大多比较低，其生存、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粗放使用、环境成本外部化基础之上的，但整体的资源紧缺、环境危机已经不可能再给中小企业提供成本外部化的空间，相反，这些成本将会日益内部化，如资源价格的提高、资源使用技术的改进、排放的控制等等，这些都会导致企业成本提高。二是社会压力。收入分配改革的社会压力会传导到中小企业身上，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三是市场压力。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之前的市场格局，不少中小企业需要开拓新市场，如从面向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或者相反；从发达经济体市场转向欠发达经济体市场等等。四是转型压力。中小企业绝大多数处于产业价值链链的低端，本大利薄，缺乏品牌，可持续能力弱小。这些都是我国中小企业所处发展阶段所特有的，国外的中小企业却并非都是如此，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整体上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更是不同。

面对上述风险压力，政府运用财税手段支持中小企业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创新思路：

其一，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这就需要根据我国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做”所需要的相关支持政策，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例如，对出口加工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就值得反思和总结，作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产物，在现阶段进行调整是必不可少的。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趋势下，发展国际贸易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我国的国际贸易不能总是停留在低水平扩张上，既要算微观账、企业账，更要算宏观账、国民账。如出口退税，就不能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来实施，不设条件地鼓励出口，而应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受力以及宏观经济均衡、稳定和可持续的要求。2009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全面提高了出口退税率，也包括“两高一资”的产品，出口复苏了，但也导致了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这才有了2010年7月15日起针对属于“两高一资”的钢铁等406项产品取消出口退税，这对面向出口的中小企业自然也会产生影响。那种动不动就拿影响国际竞争力，拿国外的做法来简单比较的思维，只是一个微观的视角。2007年调低出口退税率时，就有不少以影响中小企业出口为由而加以反对的观点。这显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其二，避免搞救济式的财税扶持政策。上面所述的风险压力有相当一部分是需要广大中小企业来承担的，只有这样，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才能实现。政府所要做的恐怕不是单纯地缓解其困难，更不是替中小企业去挡住这些风险压力来为它们创造一个“宽松”环境，而是助其苦练内功，转型升级，提高抗风险能力。如果政府的财税政策只是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财务困难，延长其生存期，而其内在能力没有得到普遍提升，那政府的支持政策所起到的作用是及其有限的，而且也是短效的。

　　当前针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政策主要是税收优惠、政府补贴、政府投资、政府采购、贷款贴息、信用担保等，这些政策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好处一是可以“省钱”，二是得以“增钱”，三是有利于“借钱”。概括起来，其主要的作用是分担了中小企业的财务风险，使亏损的中小企业变得不亏，使处于盈亏临界点的企业有所赢利，使已经有赢利的企业有更多赢利。至于是否给中小企业带来了真正宽松的创业环境、是否积累了更雄厚的人力资本、是否形成了更强研发能力，则不甚清晰。当前社会形成的一种倾向性看法是，只要“给钱”，中小企业的脆弱性就可以得到改变，其竞争力就增强了。显然，这是把手段和目标等同起来了。以为有了手段，目标就可自然达成。这是一个明显的认识误区。如果政府只是以各种方式给钱，而没有与特定的目标结合起来，其结果将只是改善中小企业的财务报表，而不会增强其素质和能力。就像扶贫，在扶贫对象的素质和能力改善之前，给予的扶贫资金都相当于救济款，贫穷者永远也脱贫不了。

其三，要注重帮助和鼓励中小企业积累人力资本。当前的一个普遍倾向是注重物质资本，而忽视人力资本。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上，尤其如此。从当前财税政策看，政府设立了多种专项资金基金，帮助中小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开拓市场，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地方特色产业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等等，但对中小企业的人才引进、员工培训、管理层培训缺乏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中小企业更是如此。中小企业的脆弱性能否改善，关键是中小企业的管理层、员工的自身素质高低。德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是通过全国各地设置的培训网络，免费为中小企业管理层、企业员工提供多种培训。法国规定，中小企业引进专业人才，政府承担头一年50%的聘用费用。比利时对新创办的中小企业提供1-3年的系统培训，并为企业培训员工提供补贴。马来西亚设置人力资源发展基金，为企业的人才培训提供津贴。相比之下，我国对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缺乏有效的激励政策，亟待加强。

　　其四，财税政策不能单兵使用。财税政策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其他政策的配套。近几年来，针对中小企业，降低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税率，对小型微利企业实行特殊优惠，并设置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起征点之下的企业不纳税。针对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也在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方面实行种种优惠政策。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不少地方政府出资设立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并对社会资金办的这类机构给予补助或资本金投入，中央也专门设置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并在税收方面提供优惠政策。这些政策都不是孤立地能发挥作用的。

例如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由于银行体制的不完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至今未有大的变化。信用担保机构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放贷机构的逆向选择，对借贷企业事前评估、审核等工作大大放松，导致风险通过担保机构向财政转移，增大了财政风险。如果金融体制不深化改革，仅仅依靠政府支持的信用担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