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是当今流行用语，从老百姓到政府官员、到学者，都在谈民生。应当说，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民生不能成为空谈，不能仅仅是到处贴的标签，而应当有实际的内涵和载体，并在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发挥出实实在在的作用。民生落地了，社会和谐才有可能实现。

那么，什么是民生呢？

民生是一种社会价值观。民生作为一种基本价值的独立表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是保障基本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社会价值基础。放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这个大背景下来看，民生的社会价值，丝毫不亚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理念。

民生是一种政策导向。这就是说，国家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应当朝着有利于民生的角度来考虑，并最终都落脚到民生的改善上来。有的政策直接落到民生，有的政策间接落到民生，但不允许有政策背离民生、背离人的发展。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关系来看，前两个方面都是手段，后者才是终极目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物质财富的创造有时会与人的发展脱节。

民生是人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状态，其载体是消费。消费过程就是人生存和发展的过程，是人的能力形成过程，是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在工具的意义上，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离开消费来谈民生，那都是空谈。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基本消费都是不可缺少的，是人基本生存和获得基本能力的先决条件，其内容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保健（医疗卫生）、基本住房。缺少其中的任意一个方面，意味着人的基本权利将得不到保障，人的生存意味着危机。如果社会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难以获得上述四个基本消费，则难言社会文明与进步，而无论GDP是多少。

居者有其屋，每一个社会成员获得基本住房消费，无论是有房住，还是有住房，这是起码的权利。住房公平，是社会公平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流落街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景象。对于没有能力获得基本住房消费的，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来给予帮助。当前政府大力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廉租房的供应，应当说是政府民生导向下的重要政策措施。同样，打击住房投机、促进住房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这也是促进住房消费平等化的一个重要举措。

房产税，作为住房保有环节的一个税种，对于促进住房消费的平等化是有积极作用的。它在调节住房消费行为以及住房消费选择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住房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需要维护成本，这包括对物业公司提供服务交的物业费、政府征收的房产税。如果对非经营性住房不再免税，则意味着住房消费的成本上升。这种影响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如果普遍征收房产税，则会对居民购房行为产生收缩性影响。在不征收房产税的情况下，住房消费成本低，住房选择就会偏向更大的房子；在征收房产税的情况下，住房消费成本提高，住房选择就会偏向更小的房子。

二是对消费地的选择产生影响。如果房产税的税负各区域不一样，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居民购房就会流向税负轻的区域。也就是说，房产税的区域差别对住房消费地的选择会产生影响。

三是对消费性住房交易产生影响。交易成本提高，住房的二级市场就会产生紧缩效应。对潜在的住房消费者，购买意愿减退；对现实的住房消费者，出售住房的可能性降低。尤其在住房价格上涨预期不明显的情况下，这种紧缩效应更加显著。当然，这还与住房交易环节的税收有关。

四是对消费性住房的建设产生影响。这与燃油消费税对汽车厂家的影响是类似的。住房消费成本提高，偏向小中型住房的选择会增多，会影响住房开发商的行为，会促使住房供应偏向小中型住房。从这一点来看，对节约住房资源是有利的。

所以总的来看，如果对非经营性房产不再免税，对住房消费的节约有促进作用，有利于节约住房资源，减少那种住房消费贪大求洋的倾向。不言而喻，这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房产税税负越高，这种作用就越是显著。土地资源和住房资源总是有限的，房产税带来的节约有利于让更多的人有房住，对住房基本消费平等化，促进住房公平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用税收来促进住房消费的节约，这个“度”如何拿捏，时机如何把握，却是对政府智慧的一种考验。尤其不能以节约的名义来行扩大政府收入之实。住房毕竟是用来消费的，而且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不能“以物为本”，为节约而节约，那样就失去了节约的意义。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房产税只对住房消费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而对住房投资的调节作用只有在住房价格平稳、下跌的时候，而在住房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则没有，因为这种情况下的税负完全可以转嫁出去。一旦住房成为投机对象，税负就像是击鼓传花的游戏，在鼓声没有停止前，最终由谁来承担是不确定的，所以任何投机客都不会很在乎税收，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拥有住房来消费。除非是每年的税收负担超出了每一年的房价上涨所得，税收与房价指数挂钩，这样才会抑制房价。但这样做会伤及无辜。这样就需要区分消费性购房和投机性购房。对于不是用于消费的住房，可以考虑界定为经营性房产，由地方政府依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实施。